广西语言研究(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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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06年12月01日
  • 开 本:大32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63329342
作者:朱方? 主编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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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语言或方言,除了描写其面貌之外,还应该对它进行阐释,着力提示它的特点及其成因。描写所着眼的是以该语言或方言人群当时“说的话”作为事实依据的,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共时的系统。这类系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可能纯粹是历史上某个语言或方言渐进式演变的结果,这类共时系统和它的源语言或方言之间存在着整齐的对应关系,能够很好地体现语言发展的系统性特征。更多的共时系统、尤其是南方地区许多方言的共时系统,往往是不同的源方言渐次叠积的结果,在阐释这类共时系统时,常常会因为不能明辨其不同来源而难以清晰地揭示语言演变的系统规律,把本来条理分明的语言演变事实解释得支离破碎。我们认为,阐释一个共时的语言或方言系统,尤其南方的方言
系统,应该注重审辨其间所包含的不同“源话”,它们各有自己的演变历史,它们在同一个共时系统里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各自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如果需要指称共时系统中不同的源语言,可以用“源话”代替“源方言”,方言中不同的“源话”也大多是不同的历时系统。共时系统中的历时系统,才是具有真实意义的系统,因为只有处在同一个历时系统中的成分,才具备时间上传承的特性,才便于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直接探寻它们真实的演变规律。
  因此,我们主张,在研究广西的语言和方言时,首先要审慎地辨别其间的各种因接触而融会在一起的不同的“源话”,忌统而归之。这是我们需要努力深入的方向。
  审辨共时系统中的历时系统,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观察方法。我们尝试提出一些具有标志意义的现象作为观察的主要对象。考察共时系统的居民史,以确认其底层或主体部分的系属。南方方言区的主体居民大多是移民,因此还要尽可能追踪其移民路线,途中居留情况以权衡相关的方言背景可能产生的影响。考察居民增益的情况和族群繁衍(比如婚配)带入方言的异质成分。考察周边方言、音系的不规则表现,相同条件的异变;文白异读、一物数名;具有不同方言特征的构词法、词序、句法结构并存;等等。方言区人们的语言感觉和语言态度,有助于审辨不同的历时系统在共时系统中的价值,可借此探求历时系统的成分融人共时系统的时间顺序和相容程度,其间还可以窥见该方言人群吸收外来方言的取向和方式。循着这些面上的现象去逐个探讨接触的痕迹,把接触的情况探究清楚,来合理透彻地解释。
  广西是典型的多语言、多方言地区,由于语言接触频繁及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语言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该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可为具体语言的描写、研究提供新的事实依据和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范例,可为语言接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树提供丰富的典型个案。我们要努力学习从语言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角度切人的研究方法,针对区内多族群、多语言的实际,探讨出一个相对完善的、基于语言接触理论和人类学族群理论的语言调研方案,用以指导相关的研究;力争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开拓出一个交叉性的研究领域,丰富语言接触理论和人类学族群认同理论的内涵。 
内容简介
本书集结了古代汉语、汉语方言、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中外语言交流、语言应用6个方面的论文。
目  录
序言
一、古代汉语
黄昭艳 黄宇鸿 “六书”理论的现代意义
石 勇 重新审视“右文说”
 廖扬敏 “昭昭”释义指瑕
 覃洗尘 “丈人”辩证。
 伍和忠 中古汉语“VP看”再探
 黄任忠 《水浒传》专用动量词初探
 杨 艳 “衣正单”不是“衣很单”
二、汉语方言
 覃凤余 桂柳官话古入声今调类的新趋势
 张桂权 西南方言中的“[ka ka]”
 周本良 黄丽霞 临桂义宁话反复问句的表达方式
 封家骞 南宁白话连绵词本字考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古代汉语
  “六书”理论的现代意义 黄昭艳 黄宇鸿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文字的伟大著作,而贯穿全书的基本理论就是“六书”。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汉代学者创立“六书说”,对文字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功绩的。此后一千多年的汉字研究,大多以《说文》为中心,以“六书”为基本理论。为了完善汉字的结构理论,后代的学者试图突破“六书”理论的框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有:清代学者戴震的“四体二用说”、1935年唐兰先生提出的“三书说”、1956年陈梦家等人提出的“新三书说”、当代一些学者提出的“平面结构”和“层次结构”以及北师大王宁先生提出的“结构一功能”分析法等。这些学说的提出说明:虽然“六书说”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基础,给古文字学提供丁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六书”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六书”是分析近古文字亦即小篆的结果,它既不能全部解释古文字,也不能全部解释今文字。第二,“六书说”不够明确,历代的理解虽说大体相近,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六书说”的问题的确不少,汉代学者对汉字构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
尽管“六书”理论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它对文字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字学研究及教学工作者应关注“六书”理论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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