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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兄弟——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作者西蒙·雷德-亨利“一书两传”的形式，全面追述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非凡的同志关系，将其拔高至可与马恩之谊并举的高度，声称卡格之情实乃“20世纪*非凡的政治友谊之一”。

内容简介

作者西蒙·雷德-亨利历时八年，遍访哈瓦那、华盛顿、莫斯科、迈阿密、普林斯顿、波士顿、伦敦和柏林，成就迄今为止第一手资料最翔实、走访当事人最多、论述最客观的一部关于两人的传记《我有一个兄弟——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我有一个兄弟——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一书两传再现两个铮铮硬汉最重要的生命历程，带我们重回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感受激昂澎湃的革命热情、隐秘诡诈的国际阴谋和世人鲜知的秘密行动。

目　　录

引言
序幕生死攸关的航程
第一部
第一章早年岁月
第二章全力气出击
第三章子弹与背包
第四章猴与熊
第二部
第五章墨西哥的寒夜
第六章旅伴
第七章艰难的处境
第八章全面战争
第三部
第九章革命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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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话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是他的好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评价。然而，令人感到颇为惊讶的是：他对自己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之间长达12年之久的友谊却惜字如金，很少作出评论。他们的友谊横跨了从古巴革命伊始到冷战如日中天之际；他们的友谊也曾经是这两个铮铮硬汉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更是解开20世纪许多重大事件之谜的钥匙。直到200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游击战中牺牲40周年的忌日，卡斯特罗才回顾了他与格瓦拉共同走过的那段“艰难的光辉岁月”。这个词不是他最先说出来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属于他的。这是切·格瓦拉在牺牲的两年之前，以他惯有的匆忙笔触，匆匆写下的话，也是他向菲德尔的最后告别。尽管这非同寻常的告别信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却标志着他们之间故事高潮的落幕。但是，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的关系作出过回应。即使在40年之后，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仍然对此保持沉默，而此时他正因肠道问题卧病在床，也可能因病从他的政治生涯中正式退隐。卡斯特罗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这种对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做法实在是非同寻常。对于这个岛国曾经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卡斯特罗似乎胸有成竹，相信人民对历史的判断；他也因此有一句名言：“谴责我吧！——这无关紧要，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他也时常颇为成功地阻止对他的过去进行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于他和切·格瓦拉之间的关系，他更是珍爱有加，仅限于对他本人进行的为数不多的“独家”采访(当然有时颇能说明问题)，或者重新出版他早期的某些演讲。格瓦拉对自己生活的细节往往也含糊其辞。他的日记现在广为流传，为人们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提供了引人人胜的线索。诚然，他的日记叙述了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背景下的普通男孩经历的纵贯整个南美大陆的旅行，他深人到这些地方的贫困山区，但其足迹却远远超出了这些地区，最终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这些叙述都是作者在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写成的，因此也许只是符合作者的期望。尽管这些叙述也不乏价值和洞见，但与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相比，可能不是十分客观。因此，多年以来，对于这两位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真正的严肃叙述和研究一直是炙手可热的稀缺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与他们两人历史有某种关联的作者，也写出过一些客观的文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卡斯特罗的一些严肃的传记才开始真正出现，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格瓦拉的著作也大量涌现，因为紧闭的门洞得以打开，使某些档案材料得以部分地曝光。但在这些早期的开拓性著作中，对于两人之间友谊的深入而细致的叙述仍然付诸阙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新的研究和叙述面世。就像斯大林对历史学家来说是“灰色谜团”一样，数十年来，菲德尔与切之间的友谊也像是一团若隐若现的幽灵之光。但是，本书旨在证明，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同志友谊，甚至比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合作关系与个人冲突更重要。与这些革命伙伴一样，菲德尔与切也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然而，他们与其他的革命伙伴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之间拥有的是有着鲜活的血肉联系的友谊，在短暂而紧迫的革命年代，这种友谊更加熠熠生辉且弥足珍贵。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友谊真正是“举世无双”的。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友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并肩携手，共同创造了辉煌，“在那一片小天地，两位伟大的史诗般的人物不期而遇了……”本书以第一手的档案研究为基础，材料主要来自哈瓦那、华盛顿、莫斯科、迈阿密、普林斯顿、波士顿、伦敦和柏林。本书也利用了历史事件主要亲历者的访谈，综合了各种广泛而新颖的原始资料，第一次翔实地讲述了20世纪围绕这一最非同凡响的政治友谊而展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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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说话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是他的好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评价。然而，令人感到颇为惊讶的是：他对自己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之间长达12年之久的友谊却惜字如金，很少作出评论。他们的友谊横跨了从古巴革命伊始到冷战如日中天之际；他们的友谊也曾经是这两个铮铮硬汉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更是解开20
世纪许多重大事件之谜的钥匙。
直到200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游击战中牺牲40周年的忌日，卡斯特罗才回顾了他与格瓦拉共同走过的那段“艰难的光辉岁月”。这个词不是他最先说出来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属于他的。这是切·格瓦拉在牺牲的两年之前，以他惯有的匆忙笔触，匆匆写下的话，也是他向菲德尔的最后告别。尽管这非同寻常的告别信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却标志着他们之间故事高潮的落幕。但是，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的关系作出过回应。即使在40年之后，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仍然对此保持沉默，而此时他正因肠道问题卧病在床，也可能因病从他的政治生涯中正式退隐。
卡斯特罗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这种对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做法实在是非同寻常。对于这个岛国曾经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卡斯特罗似乎胸有成竹，相信人民对历史的判断；他也因此有一句名言：“谴责我吧！——
这无关紧要，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他也时常颇为成功地阻止对他的过去进行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于他和切·格瓦拉之间的关系，他更是珍爱有加，仅限于对他本人进行的为数不多的“独家”采访(当然有时颇能说明问题)
，或者重新出版他早期的某些演讲。
格瓦拉对自己生活的细节往往也含糊其辞。他的日记现在广为流传，为人们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提供了引人人胜的线索。诚然，他的日记叙述了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背景下的普通男孩经历的纵贯整个南美大陆的旅行，他深人到这些地方的贫困山区，但其足迹却远远超出了这些地区，最终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这些叙述都是作者在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写成的，因此也许只是符合作者的期望。尽管这些叙述也不乏价值和洞见，但与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相比，可能不是十分客观。
因此，多年以来，对于这两位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真正的严肃叙述和研究一直是炙手可热的稀缺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与他们两人历史有某种关联的作者，也写出过一些客观的文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卡斯特罗的一些严肃的传记才开始真正出现，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格瓦拉的著作也大量涌现，因为紧闭的门洞得以打开，使某些档案材料得以部分地曝光。但在这些早期的开拓性著作中，对于两人之间友谊的深入而细致的叙述仍然付诸阙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新的研究和叙述面世。
就像斯大林对历史学家来说是“灰色谜团”一样，数十年来，菲德尔与切之间的友谊也像是一团若隐若现的幽灵之光。但是，本书旨在证明，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同志友谊，甚至比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合作关系与个人冲突更重要。与这些革命伙伴一样，菲德尔与切也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然而，他们与其他的革命伙伴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之间拥有的是有着鲜活的血肉联系的友谊，在短暂而紧迫的革命年代，这种友谊更加熠熠生辉且弥足珍贵。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友谊真正是“举世无双”的。
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友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
切·格瓦拉并肩携手，共同创造了辉煌，“在那一片小天地，两位伟大的史诗般的人物不期而遇了……”
本书以第一手的档案研究为基础，材料主要来自哈瓦那、华盛顿、莫斯科、迈阿密、普林斯顿、波士顿、伦敦和柏林。本书也利用了历史事件主要亲历者的访谈，综合了各种广泛而新颖的原始资料，第一次翔实地讲述了20
世纪围绕这一最非同凡响的政治友谊而展开的故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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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相遇并非是必然的：他们出生于完全不同的家庭，年龄相差近两岁，仿佛是在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两极。他们的相遇亦非命运使然，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特征而相遇，也是因为那时影响他们生活的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而走到了一起。20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西蒙·玻利瓦尔等杰出人物领导之下，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驱逐了以西班牙为首的殖民势力。但是，在彻底的殖民主义废墟上，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依附的新殖民主义，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又再次依赖于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北美的资本支撑。专制和腐败的政府利用本国的资源迎合外国资本的利益，使得这些国外资本控制了本国的经济命脉。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些国家此起彼伏。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墨西哥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格瓦拉分别出生的1926年和1928年，墨西哥正酝酿着更大的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成长于古巴东部最贫穷的奥连特省，对这种政治图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父亲安赫尔原是古巴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军队的一名骑兵军需官。1898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返回西班牙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在1903年12月又搭上了一艘汽轮回到了古巴圣地亚哥。他开始在码头上卖过柠檬，后来到一个大甘蔗种植园里工作。结婚后想方设法在古巴东部的马亚里镇附近弄到了一个大农场，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菲德尔的母亲，丽娜·鲁斯·冈萨雷斯出生于古巴西部。她和她作为旅行推销员的父亲一起来到奥连特省，用一辆马车就拉完了全部家什。安赫尔和他的妻子安排丽娜在他们的农场帮工，但不久她就和安赫尔搭上了关系。与安赫尔一样，丽娜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后来她作为家庭主妇显示出严肃而祥和的表情，脸型稍长，下腭略显前突，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但年轻时她却身材苗条、优雅可人。从现在唯一公开的照片来看，上了年纪的丽娜表情似乎有点木讷，化了一点淡妆，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摄影师似乎也没能引起她的注意。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却永远都是她专注的对象。菲德尔出生于1926年8月一个晴朗的傍晚，农场正笼罩在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尽管如此，那个时代却是动荡不安的。从1898年战争之后，安赫尔来到古巴的前二十几年内，古巴国内的反叛暴动就没有停止过。1925年，在菲德尔出生的前一年，格拉尔多-马查多-伊·莫拉雷斯，这个开肉店而发迹的商业巨头上台执政，使作为古巴主要出口产品的蔗糖，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却供不应求。此时，大萧条的阴霾已初露端倪，古巴经济岌岌可危，但马查多却在古巴实施严酷的专制统治，尽管他衣着光鲜，西装革履，戴着厚重的圆形宽边眼镜，俨然一副大学知识分子的姿态。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依美国国会于1901年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相关条款的规定，美国牢牢掌握了对古巴的控制权，包括古巴国内政府的更换。古巴政坛上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完全是顾及华盛顿的利益，而非出于古巴人民的意志。为了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大量投资，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古巴国内社会进步力量进行钳制，保持古巴国内的秩序稳定。马查多被称为“热带丛林的墨索里尼”，如历届他的前任一样，肆无忌惮地在古巴实行专制统治。菲德尔度过童年岁月的比兰镇是一个混合了各种阶级的社区：这个小镇聚集了从加勒比海各岛国、欧洲和美国移民过来的1000多名工人。在甘蔗收获的季节，这个相对封闭的小镇就会成为一个斗鸡场。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在镇上工作的移民纷纷聚到一起，观看斗鸡表演，有时还把他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收入，倾囊而出，作为赌注。赢了就饮酒狂欢，跳舞喧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再也站不起来了，才悻悻离去。这就是卡斯特罗童年玩伴们的父母亲的生活写照——尽管他们的地位也不完全平等。童年时代的菲德尔，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描写的那样，是一个“乖巧的听话男孩”，他喜欢到周围的田野上骑马，到河里游泳，或到山脚下四处寻觅，用自己做的弹弓打鸟。菲德尔尤其喜欢骑上自己的马，驰骋在皮纳雷斯·德·马亚里的高地上，“呼吸清新的空气，享受宜人的天气”，眺望周围美国人拥有的土地。尽管后来到条件优厚的学校上学，但年轻时代对这些田园风光的记忆一直伴随着菲德尔。菲德尔的启蒙学校离斗鸡场只有几码远，他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小菲德尔和他的伙伴们有时会与老师们进行某种战争。这种战争似乎是他们在百无聊赖的教室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因为这些战争他们一共换过四个或五个老师，菲德尔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有点委婉：“我们的反应是相对于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一个家庭殷实的小孩与一大帮穷人的小孩在一起成长，那时的菲德尔在幼时的玩伴中已开始充当闹事的头头了。幼时菲德尔在家里备受宠爱，却也常常惹事捣蛋。有一天，他带了一把猎枪回家，把院子里的一群小鸡轰得四处飞蹿，被姐妹们抓个正着，为了不让她们告诉父亲(当然是徒劳的)，菲德尔竟然教她们如何使用武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安赫尔决定送菲德尔和他的姐姐安吉丽塔，以及两个兄弟拉蒙和劳尔，去圣地亚哥的教会寄宿学校上学。如果说菲德尔出生在穷人环绕的一个富人家庭，那么他未来的亲密战友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则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富人家庭。阿根廷与古巴截然不同。尽管同处南美大陆，但阿根廷人倾向于自恃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加富有，也更加独立。埃内斯托出生时，作为阿根廷激进党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上台执政，取代了当时腐败的寡头政府。在阿根廷历史上这个短暂的政治进步时期，所有的人都被赋予选举权，不管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如何(妇女拥有选举权还要等到1947年)。同时在这个时期，阿根廷国内的中产阶级队伍有了巨大的发展。尽管军人阶层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正密谋卷土重来，但埃内斯托的家庭还是保证了他在青年时代，远离一切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也使得他开始养成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习惯。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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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相遇并非是必然的：他们出生于完全不同的家庭，年龄相差近两岁，仿佛是在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两极。他们的相遇亦非命运使然，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特征而相遇，也是因为那时影响他们生活的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而走到了一起。
20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西蒙·玻利瓦尔等杰出人物领导之下，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驱逐了以西班牙为首的殖民势力。但是，在彻底的殖民主义废墟上，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依附的新殖民主义，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又再次依赖于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北美的资本支撑。
专制和腐败的政府利用本国的资源迎合外国资本的利益，使得这些国外资本控制了本国的经济命脉。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些国家此起彼伏。在20
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墨西哥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格瓦拉分别出生的1926年和1928年，墨西哥正酝酿着更大的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成长于古巴东部最贫穷的奥连特省，对这种政治图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父亲安赫尔原是古巴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军队的一名骑兵军需官。1898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返回西班牙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在1903年
12月又搭上了一艘汽轮回到了古巴圣地亚哥。他开始在码头上卖过柠檬，后来到一个大甘蔗种植园里工作。结婚后想方设法在古巴东部的马亚里镇附近弄到了一个大农场，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菲德尔的母亲，丽娜·鲁斯·冈萨雷斯出生于古巴西部。她和她作为旅行推销员的父亲一起来到奥连特省，用一辆马车就拉完了全部家什。安赫尔和他的妻子安排丽娜在他们的农场帮工，但不久她就和安赫尔搭上了关系。
与安赫尔一样，丽娜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后来她作为家庭主妇显示出严肃而祥和的表情，脸型稍长，下腭略显前突，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但年轻时她却身材苗条、优雅可人。从现在唯一公开的照片来看，上了年纪的丽娜表情似乎有点木讷，化了一点淡妆，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摄影师似乎也没能引起她的注意。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却永远都是她专注的对象。菲德尔出生于1926年8月一个晴朗的傍晚，农场正笼罩在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尽管如此，那个时代却是动荡不安的。从1898年战争之后，安赫尔来到古巴的前二十几年内，古巴国内的反叛暴动就没有停止过。
1925年，在菲德尔出生的前一年，格拉尔多-马查多-伊·莫拉雷斯，这个开肉店而发迹的商业巨头上台执政，使作为古巴主要出口产品的蔗糖，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却供不应求。此时，大萧条的阴霾已初露端倪，古巴经济岌岌可危，但马查多却在古巴实施严酷的专制统治，尽管他衣着光鲜，西装革履，戴着厚重的圆形宽边眼镜，俨然一副大学知识分子的姿态。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依美国国会于1901年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相关条款的规定，美国牢牢掌握了对古巴的控制权，包括古巴国内政府的更换。古巴政坛上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完全是顾及华盛顿的利益，而非出于古巴人民的意志。为了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大量投资，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古巴国内社会进步力量进行钳制，保持古巴国内的秩序稳定。马查多被称为
“热带丛林的墨索里尼”，如历届他的前任一样，肆无忌惮地在古巴实行专制统治。
菲德尔度过童年岁月的比兰镇是一个混合了各种阶级的社区：这个小镇聚集了从加勒比海各岛国、欧洲和美国移民过来的1000多名工人。在甘蔗收获的季节，这个相对封闭的小镇就会成为一个斗鸡场。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在镇上工作的移民纷纷聚到一起，观看斗鸡表演，有时还把他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收入，倾囊而出，作为赌注。赢了就饮酒狂欢，跳舞喧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再也站不起来了，才悻悻离去。
这就是卡斯特罗童年玩伴们的父母亲的生活写照——尽管他们的地位也不完全平等。童年时代的菲德尔，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描写的那样，是一个“
乖巧的听话男孩”，他喜欢到周围的田野上骑马，到河里游泳，或到山脚下四处寻觅，用自己做的弹弓打鸟。菲德尔尤其喜欢骑上自己的马，驰骋在皮纳雷斯·德·马亚里的高地上，“呼吸清新的空气，享受宜人的天气”，眺望周围美国人拥有的土地。尽管后来到条件优厚的学校上学，但年轻时代对这些田园风光的记忆一直伴随着菲德尔。
菲德尔的启蒙学校离斗鸡场只有几码远，他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小菲德尔和他的伙伴们有时会与老师们进行某种战争。这种战争似乎是他们在百无聊赖的教室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因为这些战争他们一共换过四个或五个老师，菲德尔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有点委婉：“我们的反应是相对于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一个家庭殷实的小孩与一大帮穷人的小孩在一起成长，那时的菲德尔在幼时的玩伴中已开始充当闹事的头头了。
幼时菲德尔在家里备受宠爱，却也常常惹事捣蛋。有一天，他带了一把猎枪回家，把院子里的一群小鸡轰得四处飞蹿，被姐妹们抓个正着，为了不让她们告诉父亲(当然是徒劳的)，菲德尔竟然教她们如何使用武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安赫尔决定送菲德尔和他的姐姐安吉丽塔，以及两个兄弟拉蒙和劳尔，去圣地亚哥的教会寄宿学校上学。
如果说菲德尔出生在穷人环绕的一个富人家庭，那么他未来的亲密战友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则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富人家庭。
阿根廷与古巴截然不同。尽管同处南美大陆，但阿根廷人倾向于自恃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加富有，也更加独立。
埃内斯托出生时，作为阿根廷激进党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上台执政，取代了当时腐败的寡头政府。在阿根廷历史上这个短暂的政治进步时期，所有的人都被赋予选举权，不管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如何(妇女拥有选举权还要等到1947年)。同时在这个时期，阿根廷国内的中产阶级队伍有了巨大的发展。尽管军人阶层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正密谋卷土重来，但埃内斯托的家庭还是保证了他在青年时代，远离一切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也使得他开始养成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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