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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编著者葛剑雄、丁东、向继东。本书汇萃的学人自述，篇幅不一，短则数千字，长则数万言。不求全面总结，完整回顾，只取思想的截面，精华的展示。这些文字，可以成为走近这些学人的一个向导。如果发生兴趣，还可以由此寻找他们更多的著作。

内容简介

《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编著者葛剑雄、丁东、向继东。《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内容提要：“文章乃天成，行事本心事”，本书的“学人”们既是学有专长的知名专家，更是近些年活跃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著名的“公知”，他们秉承“书生报国”的优良传统，忧国忧民。本书既是个体的生命史，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史。

目　　录

总序
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何方
从研究鲁迅开始朱正
书生报国的心路历程袁伟
我与诗与政治——诗与政治关系的一段个案邵燕祥
我的精神历程——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钱理
父亲的命运和我的思考杨继绳
泛舟学海任西东李醒民
我这三十年——从考研到退休智效民
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回顾我的学术之路萧功秦
我的一生杨小凯
追求生命的真实陈为人
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杨奎松
求索于主义与问题之间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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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代学人自述》是一套不定期连续出版的丛书。所谓当代学人，主要是指进入21世纪以后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学者，其生年上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下至六十年代，近二三十年为其学术的高潮期。本书展示的学人在专业上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兼顾某些文理交叉的学科；地域上以中国大陆的学人为主，兼顾海外华人学者。选择这种定位，意在向关心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走势的读者呈现当今学界群像，并为今后的学术史积累研究资料。学者自述，固然可以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成果，但我们更看重求学、治学中的人生体验和心路历程。我们希望学者的自述文字，能够超越学科分工的阻隔，呈现普遍的意义。所以力求文风清通畅达，言之有物，不止面对专业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面对社会公众。求学需要师承，机遇需要把握，逆境使人发奋，追求永无止境。每位学人，各有精彩。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历史的大转型，学界自然也处在激荡的巨变之中。这一时代的学人，从校门直接走向平静的书斋并不多，而是更多地经历了政治风雨的洗礼，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生命的历程由此而跌宕起伏，荡气回肠。这一时代的中国大陆学人，赶上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告别个人崇拜和人格依附的思想解放大潮，有了重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机遇，往往更具有反思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尤为编者所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希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精神追求的一个缩影。本书汇萃的学人自述，篇幅不一，短则数千字，长则数万言。不求全面总结，完整回顾，只取思想的截面，精华的展示。这些文字，可以成为走近这些学人的一个向导。如果发生兴趣，还可以由此寻找他们更多的著作。编者 2012年7月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是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1951年5月正当朝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我在张闻天指导下写出一份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内部研究报告，报送外交部和党中央，得到中央和外交部的高度重视，曾复电表扬。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以后此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不必等信使带，以免延误时间。报告虽然没正面提，但实际上是从否定朝鲜战争出发。因为朝鲜战争是执行推进世界革命路线导致的结果，原因出于对时代判断的错误。就是当时决策者——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就是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步骤。所以当战争已僵持在三八线、把美国赶出南朝鲜的可能也实属渺茫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力主打下去，不惜牺牲更多的人命和毁坏更多的财富。后因斯大林死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不愿意再打，金日成更不想把朝鲜变成焦土，都力主和谈停战。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没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的报告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送上的，所以就得到了主张和谈的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对主战派也多少形成一定压力。一个驻外使馆研究室的调研报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时任大使的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更重要韵还是驻苏使馆的报告反映了苏联的观点。二是关于印度支那的划界而治。1954年日内瓦会议，先讨论朝鲜问题，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后谈印度支那问题，反而实现了停战和划界而治。当时的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已实在打得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了，英国也不愿意法国长期陷入印支泥潭，所以时任英国外相的艾登就提出了东方洛迦诺的建议。而我方(中、苏、越)当时还没有什么具体主张，只是想奠边府战役能取得更多一点胜利果实，然后继续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的调研报告，分析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底线，无非是停止战争、划界而治、然后维持现状。标明洛迦诺，只是援引1923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意大利洛迦诺签订的维持当时欧洲现状的协议。协议的主要作用在于求得和苏联和平共处，使欧洲脱离战火威胁，赢得一个和平稳定局面。我的报告起到了两个作用，即摸清西方(主要是英法)的底牌和说明我方取得胜利的限度，而这两条正是中央亟需了解的。所以当张闻天将我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送交周恩来时，当即得到他的高度赞赏。事实上，后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二阶段日内瓦会议，大体上也就是按此预测进行的，用的时间较快，取得的结果也是在整个印度支那停战：越南分界而治，柬埔寨和老挝实行中立；实际上是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美国势力进来，中国的援越抗法变成了更长期的援越抗美。另外，在驻苏使馆期间，我还有一两年投身于追踪和调查研究苏联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我组织使馆研究室同志和自己所写的调研报告，曾在国内引起一阵轰动。那时正是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代，苏联的动向对中国至关重要。1953年斯大林死后，新的苏共中央领导掀起一阵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宣传，先没有指名，后直指斯大林。使馆当然要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了解清楚并报告国内。因此研究室就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集中力量调查研究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写的有关报告有十几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毛泽东、刘少奇就分别向全国批发了好几篇，中宣部的《宣教动态》摘要转载了十数篇。这就使反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的宣传教育中普及开来，使正在上升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潮被抑制了几年。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1959年批判张闻天(也包括对我这种小干部的批判处理)的一条“罪行”，说在中国反个人崇拜就是反毛。。1955年我从驻苏使馆调回外交部，虽然增加了许多行政事务，但研究工作仍是我的一项主要任务。不但自己搞研究，还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内各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研究工作。这些当然都是国际问题的研究。1959年后我的研究工作中断了20年。1979年起，又恢复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直到离休后才转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只限于这两方面。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个人研究工作的几个主要观点和思想认识。一是卷入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一条认为，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我们要加强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对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对外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着力输出革命，口号就是“打倒帝修反”。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建国头三十年贯彻执行的也就是这条路线。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革命路线由于违背世界潮流，不合时代特征，所以处处碰壁，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并对新诞生的共和国带来巨大损失，造成对外闭关自守和长期孤立。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时期，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关起门来瞎折腾，不但丧失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使社会全面倒退，国民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绝对下级，单是因人祸饿死的人就达四千多万。历史证明，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的三十年。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张闻天，主张中国外交的总方针应是和平共处。张闻天认为，当时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认为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因此中国只能也应该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就是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可去搞什么世界革命。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给革命力量带来损失。作为他的主要助手和文稿起草者，我当然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也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1956年6月张闻天让我写了一篇《论和平共处》(收入《张闻天文集》四)，一字未改就交付打印。原来他想以此作为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但由于毛泽东对他实行打压政策，根本就不让他发言。当他领我(以便听取意见后由我作进一步修改)一起向周恩来送去发言稿(《论和平共处》)时，周恩来大概早已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连看也没看就说，关于外交问题，已有陈老总(陈毅，这时为副总理，尚未任命兼外交部长)一个发言，你就不用再讲了。张闻天自然无话可说。我当时就感到，这是对他有计划地打压。一次党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人发言，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人竞不能做一个和别人不同内容的发言，这说明党内也是专制独裁，毫无民主。两条路线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对二战后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态度。P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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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1951年5月正当朝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我在张闻天指导下写出一份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内部研究报告，报送外交部和党中央，得到中央和外交部的高度重视，曾复电表扬。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以后此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不必等信使带，以免延误时间。
报告虽然没正面提，但实际上是从否定朝鲜战争出发。因为朝鲜战争是执行推进世界革命路线导致的结果，原因出于对时代判断的错误。就是当时决策者——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就是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步骤。所以当战争已僵持在三八线、把美国赶出南朝鲜的可能也实属渺茫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力主打下去，不惜牺牲更多的人命和毁坏更多的财富。后因斯大林死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不愿意再打，金日成更不想把朝鲜变成焦土，都力主和谈停战。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没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的报告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送上的，所以就得到了主张和谈的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对主战派也多少形成一定压力。一个驻外使馆研究室的调研报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时任大使的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更重要韵还是驻苏使馆的报告反映了苏联的观点。
二是关于印度支那的划界而治。1954年日内瓦会议，先讨论朝鲜问题，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后谈印度支那问题，反而实现了停战和划界而治。当时的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已实在打得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了，英国也不愿意法国长期陷入印支泥潭，所以时任英国外相的艾登就提出了东方洛迦诺的建议。
而我方(中、苏、越)当时还没有什么具体主张，只是想奠边府战役能取得更多一点胜利果实，然后继续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的调研报告，分析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底线，无非是停止战争、划界而治、然后维持现状。标明洛迦诺，只是援引1923
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意大利洛迦诺签订的维持当时欧洲现状的协议。协议的主要作用在于求得和苏联和平共处，使欧洲脱离战火威胁，赢得一个和平稳定局面。我的报告起到了两个作用，即摸清西方(主要是英法)的底牌和说明我方取得胜利的限度，而这两条正是中央亟需了解的。所以当张闻天将我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送交周恩来时，当即得到他的高度赞赏。事实上，后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二阶段日内瓦会议，大体上也就是按此预测进行的，用的时间较快，取得的结果也是在整个印度支那停战：越南分界而治，柬埔寨和老挝实行中立；实际上是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美国势力进来，中国的援越抗法变成了更长期的援越抗美。
另外，在驻苏使馆期间，我还有一两年投身于追踪和调查研究苏联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我组织使馆研究室同志和自己所写的调研报告，曾在国内引起一阵轰动。那时正是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代，苏联的动向对中国至关重要。1953年斯大林死后，新的苏共中央领导掀起一阵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宣传，先没有指名，后直指斯大林。使馆当然要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了解清楚并报告国内。因此研究室就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集中力量调查研究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写的有关报告有十几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毛泽东、刘少奇就分别向全国批发了好几篇，中宣部的《宣教动态》摘要转载了十数篇。这就使反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的宣传教育中普及开来，使正在上升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潮被抑制了几年。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1959年批判张闻天(也包括对我这种小干部的批判处理)的一条“
罪行”，说在中国反个人崇拜就是反毛。。
1955年我从驻苏使馆调回外交部，虽然增加了许多行政事务，但研究工作仍是我的一项主要任务。不但自己搞研究，还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内各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研究工作。这些当然都是国际问题的研究。1959年后我的研究工作中断了20年。1979年起，又恢复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直到离休后才转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只限于这两方面。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个人研究工作的几个主要观点和思想认识。
一是卷入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一条认为，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我们要加强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对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对外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着力输出革命，口号就是“打倒帝修反”。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建国头三十年贯彻执行的也就是这条路线。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世界革命路线由于违背世界潮流，不合时代特征，所以处处碰壁，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并对新诞生的共和国带来巨大损失，造成对外闭关自守和长期孤立。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时期，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关起门来瞎折腾，不但丧失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使社会全面倒退，国民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绝对下级，单是因人祸饿死的人就达四千多万。
历史证明，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的三十年。
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张闻天，主张中国外交的总方针应是和平共处。张闻天认为，当时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认为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因此中国只能也应该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就是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可去搞什么世界革命。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给革命力量带来损失。作为他的主要助手和文稿起草者，我当然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也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
1956
年6月张闻天让我写了一篇《论和平共处》(收入《张闻天文集》四)，一字未改就交付打印。原来他想以此作为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但由于毛泽东对他实行打压政策，根本就不让他发言。当他领我(以便听取意见后由我作进一步修改)一起向周恩来送去发言稿(《论和平共处》)时，周恩来大概早已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连看也没看就说，关于外交问题，已有陈老总(陈毅，这时为副总理，尚未任命兼外交部长)一个发言，你就不用再讲了。
张闻天自然无话可说。我当时就感到，这是对他有计划地打压。一次党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人发言，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人竞不能做一个和别人不同内容的发言，这说明党内也是专制独裁，毫无民主。
两条路线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对二战后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态度。P6-P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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