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本书将常设“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英语教育研冤”和“翻译研究”四个栏目。每期大约选用10-12篇文章，字数约在20-25万字之间。
　　本书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栏目共选译了4篇文章：威廉.M.蔡斯的《英语系的衰落》、桑贾伊·克里希南的《后殖民研究中印度的地位：查特杰、查卡拉巴提和斯皮瓦克》、尼基·赫塞尔的《新闻的对立面——对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和大众传媒的再思考》和孙筑瑾的《“模仿”与“兴”——中英诗歌观照世界的两种模式之比较》。这四篇文章各有侧重，基本上反映了人文学科建设、后殖民批评、浪漫主义研密及中英比较诗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
　　本书中“英语教育”栏目选用了3篇文章，它们分别是：弗洛伦·梅里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罗德·埃利斯《第二语言习得、教师教育和语言教学法》以及格棱·富彻和弗雷德·戴维森的《测试建筑与测试改进》。其中前两篇为二语习得研究，另一篇为语言测试。第一篇文章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第二篇文章探讨了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与语言教学法之间的关系；第三篇文章是关于测试效度理念的探讨。

　　当然，如果不深人分析一些基本问题（如“动词有意义”的具体内涵等），我们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在基于用法视角的认知语法中，动词具有“与构式兼容”的意义，其结果会形成构式子图式。在构式子图式中，构式意义填补了动词位置且被看做该构式所阐述的例证。这不会形成Goldberg所反对的“循环论证”，因为“仅仅出现在特定构式中不等于构建必需的子图式”。它是建立在固化和规约化基础上，因此在原则上对实证研究具有决定意义（如语料调查）。此外，这也并不意味着其缺乏经济性，因为相同的子模式都属于动词和构式网络中的成员。因此，这不是简单地将相关的语义特征归结于相对独立的动词或构式。事实上，如果单从动词角度看，动词的概念内涵和基于构式的意义识解构成了构式的基本意义。
　　我不记得曾提到过“普遍而言，动词应该成为句子侧体的决定因素”。可能GoldbergLk较关注这类问题，因此希望我能将这类问题表述清楚。在后续研究中（即将出版），我将更准确地描述“动词出现在构式中是否（或什么时候）会形成次要的、适合构式的意义”。我借用“滞后”这个术语来扼要阐述“以动词为动作过程的侧体”和“以整句为动作过程的侧体”的差异性。此外，我还区别了”滞后用法，滞后成分和滞后构式”的不同。在（1）中sneeze体现了滞后用法（动词与所在构式不一致）。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形成新的、与所在构式一致的意义。在（3c）的表达式中，kick被看做致使一移动类动词。这种用法被不断固化和规约化，尤其当这种意义识解因缺乏可分析性而被直接使用时（不再取决于动词意义的激活），我们把这类用法称做“具有致使一移动意义”。是否sneeze也会以这种方式获得致使一移动意义，还需等待时日（如果sneeze基于外部动力的用法变得越来越普及且在文化上越来越凸显，则这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滞后成分和滞后构式使动词意义与句子意义产生差异，这利于我们形成新的动词词义。关于滞后成分，过去分词词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把弹体置于其连接动词所蕴含的动作过程中（Langacker
　　1982）。在诸如（4a）的被动结构中，“destroy”的论元结构和全句的论元结构差异很大。事实上，这不是一种滞后用法，因为destroy所处位置与被动构式中动词位置完全一致。这种滞后产生的原因是分词类语素，而非动词与其所处位置不一致。与构式一致的意义只是基本意义，虽然它与句子层面的侧体有差异。由于动词常使用规约化的配价结构，因此这对新意义的形成不会有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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