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自主？依附？

金融化使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

持续推进工业化是中国的战略抉择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极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令中产阶级沦落为负产阶级，固化无产阶级，恶化赌场资本主义，强化新殖民主义，使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
近些年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国打开了城市化（实乃房地产化）、服务化（集中为金融化）的魔瓶，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态势，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凸显正在成为“新常态”，如此有关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被广泛热议。有鉴于此，中国正面临去工业化危险，面临落入系列陷阱危险，进而面临经济附庸化危险。

江涌（1969—），男，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主持、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杂文数百篇，出版《猎杀“中国龙”》、《中国困局》、《好日子到头了吗》、《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与《安全也是硬道理》等多部著作。

金融资产阶级往往成为本国最反动透顶的政治力量

多年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蛊惑，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追赶发达国家的捷径。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发展实体经济，走农业现代化进而工业现代化道路。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稳定增长、持续发展、不断追赶、实现强大的不二选择，任何试图寻求发展捷径——抛弃工业化而追寻城镇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机会主义，最终必然失败。

新殖民主义的“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有利于“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也有利于 “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所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工业化进而实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培育买办利益集团、跨国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将经济自由主义（即依赖外资、外部技术管理、外部市场）的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思路兜售给发展中国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从而使之成为“核心”与“中心”的长期甚至永久的经济附庸、低端商品的代工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集中地，成为源源不绝的利润源泉。

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思路主要有:第一，依照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发展劳动与资源密集的低附加值、高排放的代工制造的贴牌工业;第二，执迷自由贸易，将代工制造出来的商品持续从事不等价交换，因为利润微薄导致国内积累非常有限（“只赚取一点面包屑而已”）;第三，也是更为甚者，不管国际经验也不管国情，盲目推进金融开放，实施金融服务便利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金融决定融资成本，进而直接决定工业化的成败。世界发展史的成功经验是，金融理应也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本国工业化服务。但是，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工业化与金融化政策的结果是，工业化停滞，金融业异化，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经济基础脆弱，对外经济依附。这不仅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而且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过 去积累的财富，一些原本有很好发展前景的“模范生”由 此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不仅独立于实体经济，而且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控制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实力与势力得到空前提升，金融资本（钱力）控制社会大众（民力）与政府官员（权力）越来越突出。更为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并不当然地成为民族资本的一部分，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附庸与代理，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服从并服务于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利润最大化而兢兢业业，由此决定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产阶级往往成为本国最反动的一类政治力量。

近年来，在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不断加快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金融业不当开放日趋明显。金融业不当开放的直接结果是，金融主权旁落，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所谓总量平衡控制，明显有利于外资而不利于中资，中国的廉价储蓄被外资、金融资本占有，并依之侵占、剥夺中资企业的利润，国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难想象，作为世界最勤劳节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的实际融资成本长期处于世界最高行列，由此导致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纷纷赴海外融资或投靠外资变成附庸，没有“海外关系”或当不了洋买办、洋代理的企业，则纷纷弃实务虚，转向金融地产投机，由此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萎缩——去工业化，虚拟经济持续膨胀——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日趋增加，动荡幅度越来越大，财富流失日益严重，新近发生的股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年来，境内外新自由主义者为实现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成为“核心”与“中心”的附庸，竭尽全力以“华盛 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高新科技产业与关键零部件产品等更高的 生产力——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在“四个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尚未实现之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拼命鼓噪城镇化、金融化，认定这个化那个化（而恰恰不提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富国强的终南捷径。实际上，过去，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化是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今天，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没有完成工业化，盲目推进金融化，必将令国家处于附庸与奴隶的地位。只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才有保障，人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工业化。唯有经历工业化的成功洗礼，中国才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