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礼仪文化研究（着眼大局，从微观层面入手，探寻贵州苗族文化的历史和变迁）"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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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罗连祥是苗族学者，对研究、保护和弘扬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他着眼大局，从微观层面入手，以**典型意义的中国苗疆——贵州省为例，以礼仪文化这个微观角度为切入点，深入考察贵州当地苗族文化的历史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变迁，努力对上述问题做认真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内容简介

贵州苗族礼仪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边缘化境遇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相反，苗族礼仪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形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阐释世界和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而且它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信仰至今仍具有超越生活需要的人文价值。时至今日，贵州苗族礼仪文化依然现实地存在并受到现代人的青睐，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它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价值选择的可能。

作者简介

罗连祥男，苗族，1976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近年来在《人民论坛》、《社会科学研究》等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及其变迁研究》。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目　　录

序言（杨芳）1

第一章贵州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苗族源流及其人口分布

第一节贵州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

第二节贵州苗族族源、族称及迁徙

第三节贵州苗族人口分布

第二章贵州苗族礼仪文化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节日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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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在贵州苗族传统婚俗中，人们的婚恋行为受到宗法制度和群己观念的支配，其婚恋过程中不但要屈从于天地神灵，而且还要遵从父权、族权乃至舅权的伦理权威，婚礼中新郎新娘要祭拜天地，跪拜父母、叔伯、兄嫂等。这些传统伦理规范表达了以天地、父叔、兄嫂为象征的群体势力对个体力量的消解和抑制。因为在传统农耕社会，家庭和家族既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保障者，同时也是群体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只有维护好作为群体代表的家长、兄长、族长的绝对权威，才能构建起良好的群体秩序，并以此实现整个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贵州苗族传统婚礼较为烦琐，虽无“六礼”之名，却必备“六礼”之仪，其过程包括择偶、定亲、过礼、送喜期直至办婚宴、回门等，每个环节都有固定的礼节和仪式，履行这些礼俗无不花费人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建国后，即使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哪怕席间摆放的是萝卜、红薯、野菜，吃的是稀饭，喝的是茶水，其婚礼过程依然维持旧俗。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贵州苗族青年在追求婚恋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念。当他们再次面对传统婚恋习俗时，他们就会用现代平等、自由的婚姻观念对之加以否定，并用新时代的婚恋方式取而代之。我国政府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婚礼从简、严禁大操大办婚宴”之新风新俗。在这一规定下，贵州苗族地区的城市居民多采取新式结婚，部分城镇干部在结婚时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广大苗族农村承办现代婚礼的人数也随之增加。随着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贵州苗族传统婚恋习俗正在被重构乃至被抛弃，传统婚俗中的神权、族权、父权、舅权、兄权等旧俗已经完全被取消了。广大苗族青年更注重婚恋过程中双方感情的培养，许多繁琐冗长的传统婚礼渐渐被人们抛弃。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的发展，苗汉通婚现象日益普遍，不仅许多贵州苗族青年男子迎娶了汉族媳妇，而且也有部分苗族姑娘嫁给了汉族。于是他们便按照“苗汉结合”的方式举行结婚仪式，至于采用何种结婚仪式由男女双方自由商定。对于那些在外工作或务工的人来说，甚至出现结婚当天由双方父母代为儿女举行没有当事人参加的婚礼的现象。由此可见，贵州苗族社会越发展，苗族人民的婚礼习俗就越趋向于随意化和简单化。
六、婚礼仪式日趋汉化
在传统贵州苗族社会，苗族结婚必须遵循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这些礼仪程序随着苗族后代生命的延续而不断得到沿袭和固化。纵使时间流逝和人物变更，苗族婚姻礼仪的形式和观念体系仍然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现代婚俗不断传入贵州苗族地区，当地苗族人民的婚礼仪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逐渐抛弃了传统婚礼中的某些环节，并把现代汉族婚俗移植其中，实现了对苗族传统婚俗的再造与重构，使苗族传统婚俗出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性特征。
（一）婚礼服饰逐渐被汉装代替

在贵州苗族传统婚俗中，人们的婚恋行为受到宗法制度和群己观念的支配，其婚恋过程中不但要屈从于天地神灵，而且还要遵从父权、族权乃至舅权的伦理权威，婚礼中新郎新娘要祭拜天地，跪拜父母、叔伯、兄嫂等。这些传统伦理规范表达了以天地、父叔、兄嫂为象征的群体势力对个体力量的消解和抑制。因为在传统农耕社会，家庭和家族既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保障者，同时也是群体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只有维护好作为群体代表的家长、兄长、族长的绝对权威，才能构建起良好的群体秩序，并以此实现整个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贵州苗族传统婚礼较为烦琐，虽无“六礼”之名，却必备“六礼”之仪，其过程包括择偶、定亲、过礼、送喜期直至办婚宴、回门等，每个环节都有固定的礼节和仪式，履行这些礼俗无不花费人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建国后，即使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哪怕席间摆放的是萝卜、红薯、野菜，吃的是稀饭，喝的是茶水，其婚礼过程依然维持旧俗。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贵州苗族青年在追求婚恋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念。当他们再次面对传统婚恋习俗时，他们就会用现代平等、自由的婚姻观念对之加以否定，并用新时代的婚恋方式取而代之。我国政府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婚礼从简、严禁大操大办婚宴”之新风新俗。在这一规定下，贵州苗族地区的城市居民多采取新式结婚，部分城镇干部在结婚时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广大苗族农村承办现代婚礼的人数也随之增加。随着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贵州苗族传统婚恋习俗正在被重构乃至被抛弃，传统婚俗中的神权、族权、父权、舅权、兄权等旧俗已经完全被取消了。广大苗族青年更注重婚恋过程中双方感情的培养，许多繁琐冗长的传统婚礼渐渐被人们抛弃。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的发展，苗汉通婚现象日益普遍，不仅许多贵州苗族青年男子迎娶了汉族媳妇，而且也有部分苗族姑娘嫁给了汉族。于是他们便按照“苗汉结合”的方式举行结婚仪式，至于采用何种结婚仪式由男女双方自由商定。对于那些在外工作或务工的人来说，甚至出现结婚当天由双方父母代为儿女举行没有当事人参加的婚礼的现象。由此可见，贵州苗族社会越发展，苗族人民的婚礼习俗就越趋向于随意化和简单化。 
六、婚礼仪式日趋汉化 
在传统贵州苗族社会，苗族结婚必须遵循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这些礼仪程序随着苗族后代生命的延续而不断得到沿袭和固化。纵使时间流逝和人物变更，苗族婚姻礼仪的形式和观念体系仍然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现代婚俗不断传入贵州苗族地区，当地苗族人民的婚礼仪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逐渐抛弃了传统婚礼中的某些环节，并把现代汉族婚俗移植其中，实现了对苗族传统婚俗的再造与重构，使苗族传统婚俗出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性特征。 
（一）婚礼服饰逐渐被汉装代替 
在过去贵州苗族婚礼中，不仅新娘新郎要穿上传统盛装举行婚礼，而且远近宾客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参加婚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苗族民众已经抛弃了穿戴民族服饰的习惯，即使是在最为欢庆的婚礼场合中，人们也很难像过去那样悉数穿戴民族服装。现在除了部分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外，年轻人基本上都穿汉装参加婚庆活动，甚至新郎新娘也穿戴漂亮的丝绸红装、西服，梳着时尚的婚礼发型，在婚礼中向观众展示新婚的美丽和快乐。人们总是认为传统民族服饰已经过时了，唯有穿戴时尚汉装才能符合时代潮流。 
（二）婚礼出行以交通车辆为主 
在过去贵州苗族婚礼中，由于交通不便，无论是送亲还是迎亲，人们都只能步行往返于男女双方村寨之间，耗时费力，很是辛苦。苗族姑娘出嫁犹如一次家庭搬迁，娘家会把为其准备的诸多嫁妆通过肩挑担抬的方式一一送往男方家。这些嫁妆包括衣柜、米柜，丝巾、鞋袜等，几乎涉及新娘一生所需的生活用品。而现在，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苗族地区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即使是在边远苗族农村，绝大多数苗族村寨都已经通路通车。如今贵州苗族结婚时，嫁妆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基本上都到市场上购买后并在婚前数天直接送到新郎家。结婚当天，男方家通过客车或轿车迎娶远道而来的新娘及其送亲客，以示诚意和热情。因此，如今婚嫁队伍不再徒步而行，而是坐上贴着双喜字样、插着鲜花的婚礼车，迎亲路上豪华气派、颇为壮观。 
（三）彩礼逐年攀升 
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彩礼作为对女方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偿由来已久，彩礼的多寡根据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生活水平高低来确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苗族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苗族婚礼中的一些旧俗如索要彩礼、大办婚事等现象又死灰复燃。苗族青年在谈论婚姻时，他们将目光转向礼金钱上，礼金钱成为主导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在贵州苗族婚嫁中，礼金钱的数量一般为一二百元或三四百元不等，此后逐年增多，呈现出攀升的势头。进入二十一世纪，贵州苗族在谈论婚姻问题时，除了讨论必备的婚宴食品外，男女双方家庭均以礼金钱数量的多寡作为订立婚姻的筹码，礼金钱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近年来，苗族外出务工姑娘不断外嫁到经济条件较好的汉族地区，外嫁姑娘人数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男女性别失衡，婚龄女性减少，从而导致婚姻彩礼有增无减。通常情况下，女方出嫁时，男方需要支付给对方的礼金钱少则五六千元，一般为一万元左右，多者可达二三万元。女方索要的彩礼，一部分用于新婚夫妇备置生活用品，一部分用于女方家庭婚嫁生活补贴，少数家庭为女儿备置嫁妆的花费甚至超过男方提供的彩礼数额。贵州苗族婚姻彩礼的逐年攀升，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婚姻当事人尤为注重对婚后物质生活基础的建立。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婚姻礼礼物越来越趋向实惠，礼金数量连年升高。 
（四）运用科技手段记录婚姻过程 
现在在贵州苗族地区，许多苗族民众在结婚过程中都要采用现代影像技术，将结婚过程完整地拍摄下来，作为婚礼的纪念。他们一般从城镇聘请专业摄像师，在迎亲队伍从新郎家出发时就开始拍摄，一路上记录迎亲队伍途中的精彩场景和片段。到达女方家时，摄像师把新郎新娘祭拜祖宗、敬拜新娘父母以及女方婚宴过程中的重要片段拍摄下来。最后记录迎亲、送亲队伍从新娘家出发的情景、沿途嬉戏状况以及新郎家举行婚礼过程的甚大场面。待整个婚礼完全结束后，专业摄像人员将婚礼相片制作成精美的影集、DV等，以此作为人生的永恒记忆。对于部分家庭殷实者而言，他们还要在婚礼之前拍摄婚纱照和DV，尽情享受并留下结婚时刻的幸福和甜蜜。 
七、姑舅表婚与坐家习俗的消失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苗族地区普遍流行姑舅表婚制度和坐家习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婚姻法的实施和苗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姑舅表婚制度和坐家习俗完全消失。 
（一）姑舅表婚的消失 
姑舅表婚，苗语称“还娘头亲”，即姑妈的女儿，舅家有优先提亲的权利。如果舅家没有男孩或男孩与女方年龄悬殊较大，在征得舅家同意后，外甥女才能外嫁他处。但是，姑妈家必须支付给舅家一笔财礼，即“外甥钱”，苗语称“西江”或“你江”。如果舅家有适龄男孩而外甥女不愿嫁到舅家，所支付财礼会成倍增加。“西江”数目的多少取决于外甥女的容貌，聪明漂亮者“西江”数目高，愚蠢丑陋者“西江”数目低。“外甥钱”在甥女结婚前夕议定，通常是大洋四元四角或五元五角不等，少则三元三角。如果姑妈家有多位女儿，她向舅家交纳的“西江”数量由长女往下依次递减。这笔钱，或由舅家登门索取，或由外甥女婿送去。一般是婚后二三年一次交纳，也可分期交付。交纳时，舅家将尾数退回，意为返还甥女买伞钱，也有人说是为了保持双方亲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广大苗族地区都在积极废除陈旧落后的婚礼习俗。例如贵州省松桃县，自五十年代后，苗族婚俗显现出了以下变化：①废除旧的婚姻制度。男女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静止纳妾和取缔童养媳；②提倡从简办婚事，取消繁琐仪节，男女双方订婚后，择日结婚，只须共同到当地政府申请登记，领取结婚证后，就可履行结婚，受法律保护；③寡妇再嫁，旁人不能干涉；④苗汉通婚渐多，“舅权”婚姻被取缔了，近亲结婚少了；⑤贯彻计划生育以来，重男轻女思想受到了批判，男到女家落户的青年多了。《松桃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除松桃县外，贵州省内其他地区也在婚姻问题上破旧立新，效果昭然。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苗族青年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对婚姻关系及其婚后子女健康问题的认识日益增强。在婚嫁事宜上，他们已经趋向于自己做主，自由婚姻越来越成为当地苗族婚姻的主要形式。苗族青年婚姻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促使姑舅表婚制度消失。在如今的贵州苗族地区，事实婚姻越来越少，法律婚姻相继增多。在举行婚礼之前，婚姻当事人都自觉按照婚姻法律法规办理结婚手续，人们都以“国家证婚”的方式喜结良缘，法律婚姻越来越普遍。可见，改革开放之后，贵州苗族的姑舅表婚习俗已经消除。 
（二）坐家习俗的消失 
坐家习俗，是指苗族姑娘在结婚后不住夫家，依然回到娘家常年居住。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广大苗族地区普遍实行坐家习俗。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婚姻法的颁布实施，自由婚姻在贵州广大苗族地区普遍流行起来，婚恋过程中的两性关系日益公开化。当新娘嫁到新郎家后，她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由新郎妹妹日夜作陪，新娘婚后可直接与新郎同房，之后常住婆家，苗族婚礼中的坐家习俗消失。 
总体上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贵州苗族社会中，苗汉杂居现象越来越普遍，苗汉通婚人数越来越多，苗族婚俗受到汉文化同化的程度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贵州苗族婚礼中的汉文化元素不断增加，苗族婚礼的汉化和“现代化”趋势增强，许多苗族传统婚姻礼仪正在走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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