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是被誉为“怀旧研究达人”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静蓉关于社会记忆理论的**专著。2009年，带着文化记忆的项目，赵静蓉赴哈佛大学访学，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研修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课程，还旁听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课程。本书是作者结合西方文艺理论，致力于构建本土化文艺理论的重要尝试。在书中，作者将关注点由“怀旧文化”转为“集体记忆”、“全球化记忆”，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记忆研究系统，尝试以“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在人类历史上，“我”这一独立个体和主体的诞生，是*创造性也*解构性的行为，但“成为我”却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记忆是理论创造的心理源头，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

本书全面探讨了记忆的本质和价值，初步建立起完整的记忆研究系统，首次界定了“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与类型，尝试以“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书中也对《顾颉刚日记》、帕慕克《纯真博物馆》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进行了文本解读，尝试剖析和解答记忆的相关疑问，是国内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开创性专著。

赵静蓉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分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史、西方文化导论、英美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等课程，获暨南大学第二届本科课程全英语教学竞赛优秀奖，是广东省高等学校第四批“千百十工程”校级人才培养对象。在《社会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级项目2项、校级项目4项。著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研究》、《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等，主编有《记忆》一书。

在当下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遗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恰恰是人们害怕失去记忆、意图拯救记忆缺失的努力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反映，也可以说是记忆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越来越多的纪念日、方兴未艾的图像志、日益火暴的博物馆热，等等。因为，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的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而人类本身的记忆机制和记忆能力却渐趋退化，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随着记忆外部保存设备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知识和时间的代际传递，对老年人的自传性回忆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这可能是导致所谓‘记忆危机’的原因之一。记忆危机产生于19世纪，并因近年来电子传媒的巨大进展而加剧，它指的是那种与过去的及传统的记忆形式的分离感。现在，最重要的社会记忆都是由传媒的电子档案加以贮存的，而不是由个别的记忆者和叙事者的头脑加以贮存的。随着电子编码信息的大量涌现，老年人的叙事职能已大为削弱。”遗忘是因为太容易记住，丹尼尔·夏克特意义上的“记忆危机”实际上是在探讨现代生活中记忆之主客分离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把记忆的工作交由外在于人的设备去完成，对帮助记忆的物质、事件和场所越是信任，我们自身的记忆力就越是脆弱；而越依赖那些外在的事物来完成记忆，我们的情感和经验就越容易被其利用、扭曲和控制，从而引发更深层面的“记忆危机”。这首先不是“记不住”而是“不去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必然又会导致借助记忆和遗忘来争夺社会力量、谋取统治权力的问题。

这一点，在战争纪念碑的修建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和记忆，往往与其复杂的战争经验缠绕在一起。这个国家对战争经历的叙述、对战争记忆的建构和反思、对战争角色的想象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它的国家意志。战争纪念碑，就是这一独特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后来的人建造、观赏、维护和体认纪念碑，不仅可以重构过去或再现历史，甚至可能重组对历史的记忆，进而塑造新的传统，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在美国的历史叙述中，“战争”是一个有着特殊含义和多元价值的概念，从1775年4月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开始，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59—1975年的越南战争，美国已在“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名义下进行了无数次的战争，尽管种种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冲突令这些战争的实质和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美国人的文化遗产，并以纪念碑的形式警醒着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