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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哲学宗教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了孔子及其思想百年来的历史命运，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内容简介

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很富戏剧性的落差，尊孔与批孔的思想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排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仍存在不同的认识。本书对孔子及其思想百年来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梳理，史论结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从中可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目　　录

上编
　绪论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孔子
　第一节孔子的形象是怎样被神化的
　第二节封建末世的儒学危机
　第三节太平天国的批孔批儒
　第四节 “中学”、“西学”之争与孔孟之道
　第二章戊戌变法与孔子
　第一节求助孔子亡灵：康有为推动变法的理论准备
　第二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对“尊孔保教”的态度
　第三节顽固守旧派借口尊孔攻击变法维新
　第四节洋务派对维新派尊孔保教的反应
　第三章辛亥革命前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论争
　第一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立宪与共和之争

上编 　绪论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孔子 　第一节 孔子的形象是怎样被神化的 　第二节 封建末世的儒学危机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批孔批儒 　第四节 “中学”、“西学”之争与孔孟之道 　第二章 戊戌变法与孔子 　第一节 求助孔子亡灵：康有为推动变法的理论准备 　第二节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对“尊孔保教”的态度 　第三节 顽固守旧派借口尊孔攻击变法维新 　第四节 洋务派对维新派尊孔保教的反应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论争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立宪与共和之争 　第二节 改良派在尊孔保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第三节 革命派对孔子和儒学的评论 　第四节 无政府主义者对封建纲纪伦常和孔子的抨击 　第四章 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闹剧 　第一节 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第二节 袁世凯利用尊孔复辟帝制 　第三节 袁世凯死后尊孔闹剧继续上演 　第四节 章 太炎、蔡元培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第五节 梁启超、辜鸿铭对孔教和孔教会的态度 　第五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批孔狂飙 　第一节 陈独秀对孔教和尊孔派的批判 　第二节 李大钊、吴虞对孔子和封建礼教的批判 　第三节 鲁迅、钱玄同、胡适对封建礼教和孔子的批判 　第四节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 　第五节 《新青年》批孔引起的社会反响 　第六节 《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六章 东西文化论争中的孔子和孔子思想 　第一节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论争 　第二节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孔子的人生“路向” 　第七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交锋 　第一节 北洋军阀政客“尊孔”逆流的余波 　第二节 孙中山论孔孟之道与戴季陶的“孔一孙道统”论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第八章 五四运动后若干研究孔子思想的论著 　第一节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说儒》 　第二节 梁启超的《孔子》及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孔子 　第三节 《古史辨》关于孔子著作和思想的讨论 　第四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论孔子思想 　第五节 周予同论真孔子和假孔子 　第六节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有关孔子的讨论 　第九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孔孟之道 　第一节 第二次尊孔复古高潮及其社会反响 　第二节 “新生活运动”和“读经”鼓噪 　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尊孔活动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尊孔活动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尊孔活动 　第三节 南京汪伪政权的尊孔活动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论和研究（上） 　第一节 国共两党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 　第二节 毛泽东、刘少奇、洛甫论孔孟思想 　第三节 陈伯达论孔子思想 　第四节 胡适、陈独秀对孔子及其思想价值的重估 　第五节 张君劢、钱穆论孔子及其思想 　第六节 梁漱溟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再认识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论和研究（下） 　第一节 张荫麟《中国史纲》中的孔子 　第二节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中的孔子思想 　第三节 郭沫若论孔子及其思想 　第四节 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论孔子及其思想 　第五节 侯外庐、杜国庠论孔子及其思想 　第六节 蔡尚思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批判 中编 　第十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 　第一节 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孔子研究：两分法取代两极论 　第二节 孔子研究与古史分期 　第三节 评价孔子及其思想的具体标准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 　第五节 孔子思想核心的讨论 　第六节 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讨论 　第七节 对孔子思想遗产批判继承的探索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与“批林批孔”运动 　第一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第三节 “批林批孔” 　第四节 “批儒评法” 　第五节 几位史学家在“批林批孔”和“批儒评法”运动中的表现及其教训 下编 　第十五章 改革开放后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上） 　第一节 新时期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热潮 　一 孔子历史地位的认定：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巨人 　二 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孔子的专著 　第二节 孔子研究的方法论和真假孔子问题 　一 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方法论 　二 真假孔子的再讨论 　三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四 孔子思想的阶级属性 　第三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一 仁学：孔子思想的核心 　二 “礼学核心”说与“仁礼统一”说 　三 “中庸之道” 　第十六章 改革开放后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下） 　第一节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 孔子是不是哲学家 　 二 孔子哲学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 　 三 孔子的天命观、鬼神观 　 四 孔子的认识论 　第二节 孔子的伦理思想 　 一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基本准则 　 二 孔子伦理思想的社会意义 　 三 孔子的理想人格和道德标准：“君子”与“小人” 　第三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 “有教无类”：孔子教育的对象 　 二 孔子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内容 　 三 孔子的教学方法 　 四 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思想 　 一 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 　 二 《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社会是否孔子的政治理想 　 三 孔子“正名”说的实质 　 四 孔子杀少正卵问题 　第五节 孔子的经济思想 　一 孔子的义利观 　 二 孔子的富民思想 　 三 孔子治国的经济主张 　 四 孔子经济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第六节 孔子的法律思想 　 一 孔子是不是反对“法”和“法治” 　 二 孔子法律思想的特征 　第七节 儒教是不是宗教 　第八节 孔子学说与中国的现代化 结束语 一 尊孔、批孔与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关系 二 怎样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批儒的激进思潮 三 “真孔子”与“假孔子”：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四 正确评价孔子思想遗产的当代价值 五 孔子思想与21世纪的世界文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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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孔子
　　第一节孔子的形象是怎样被神化的
孔子生于春秋时代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和当时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他本来有志于从政，希望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负，甚至于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这样的大话。但是春秋时期正是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的社会大变动年代，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不会受到执政者的重用。他在鲁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以司寇而摄相事。在公室和卿大夫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他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眼看自己已经遭到执政者的冷落，孔子只好带着一部分学生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经过14年的飘泊，并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施展抱负的诸侯国。失望之余，孔子只好回到鲁国，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教育学生和整理中国古代的典籍。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贵族叔孙氏在大野泽打猎，其御者捕获一头怪兽，众人认为不吉利，叔孙氏把它赐给虞人。孔子见了这头怪兽后说：“这是麒麟。”接着又喟然叹道：“吾道穷矣！”后代有学者认为孔子之所以发出哀叹，是因为麒麟“乃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时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将殁之证，故云尔”。次年，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卫国的一次政变中被杀。孔子听了这个消息后十分悲伤，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不久，孔子就病重不起而溘然逝世，享年73岁，时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
所谓麒麟被获是上天“告夫子将殁之证”，当然纯属后人附会之辞。但孔子晚年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他眼看礼乐崩坏，世衰道微，自己的学说根本不被诸侯和执政的卿大夫所重视，心情忧愤，以至于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种猜测大概不是毫无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郁郁不得志而死的。他肯定没有想到，他死之后，他的形象和思想后来竟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孔子 　　第一节 孔子的形象是怎样被神化的 孔子生于春秋时代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和当时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他本来有志于从政，希望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负，甚至于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这样的大话。但是春秋时期正是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的社会大变动年代，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不会受到执政者的重用。他在鲁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以司寇而摄相事。在公室和卿大夫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他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眼看自己已经遭到执政者的冷落，孔子只好带着一部分学生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经过14年的飘泊，并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施展抱负的诸侯国。失望之余，孔子只好回到鲁国，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教育学生和整理中国古代的典籍。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贵族叔孙氏在大野泽打猎，其御者捕获一头怪兽，众人认为不吉利，叔孙氏把它赐给虞人。孔子见了这头怪兽后说：“这是麒麟。”接着又喟然叹道：“吾道穷矣！”后代有学者认为孔子之所以发出哀叹，是因为麒麟“乃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时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将殁之证，故云尔”。次年，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卫国的一次政变中被杀。孔子听了这个消息后十分悲伤，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不久，孔子就病重不起而溘然逝世，享年73岁，时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 所谓麒麟被获是上天“告夫子将殁之证”，当然纯属后人附会之辞。但孔子晚年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他眼看礼乐崩坏，世衰道微，自己的学说根本不被诸侯和执政的卿大夫所重视，心情忧愤，以至于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种猜测大概不是毫无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郁郁不得志而死的。他肯定没有想到，他死之后，他的形象和思想后来竟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生前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当一个“君子”，他从不以圣人自许。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孔子的弟子和儒家的早期传人视他们的老师为“圣人”，但这个“圣人”也只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譬如孟子认为伊尹、伯夷和孔子都是圣人，但伊尹、伯夷不如孔子。他引用有若的话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直到西汉时期，在有些儒生的心目中，孔子这个圣人都还保留着纯粹的人文色彩。生活在文景时代的韩婴说：“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西汉末年的扬雄说：“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则亦勤且忧乎？’曰：‘圣人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勤，知命则不忧。”’他们所说的圣人，并没有被神化，只不过人格力量超出于常人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孔子列入《世家》，与其他先秦诸子区别开来，并且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但是司马迁同样也没有神化孔子。神化孔子的始作俑者，应该说是汉高祖刘邦。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变法图强是当时的时代潮流。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仍崇尚法家学说。孔子及其思想在这个时期，和他生前一样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刘邦认为自己是“居马上得天下”，最初对儒家思想也是不感兴趣的。陆贾在他跟前称说《诗》、《书》，他很不耐烦，把陆贾骂了一顿。陆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劝刘邦要实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就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及以往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用作施政的参考。陆贾所著十二篇，即《新语》一书。刘邦对儒生和儒家学说的态度从此有了改变。还有两件事对刘邦思想的转变也很有影响。一件是项羽垓下之战兵败自刎后，汉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由于项羽原先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地父老因此为楚坚守不降汉，刘邦“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鲁地是孔子故乡，“圣人遗化”如此深厚，这不能不使刘邦有所触动。另一件事是刘邦当了皇帝后，最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结果在朝会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简直不成体统。后来是叔孙通这个识时务的博士，征鲁诸生与其弟子“共起朝仪”，“令群臣习肄”。当长乐宫建成后，朝会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竞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曰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两件事，都让刘邦深深感到儒家所提倡的纲纪伦常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来说实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而孔子这个“圣人”也是封建统治者应该充分利用的偶像。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相继翦除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太牢用牛、羊、豕三牲，是很高规格的祭祀。 原先瞧不起儒生和儒家思想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之后，却把孔子抬上神坛供奉起来，这似乎有点像历史在开玩笑。但它却清楚地表明，封建社会把孑乙子神化，从一开始就是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西汉一代，继刘邦之后对此鼓吹最为起劲的，是董仲舒和王莽。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学派著名的大儒，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得到武帝的青睐。《汉书》本传说：“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所谓“素王”，是指孔子虽未居帝王之位，但有帝王之德，代帝王立法。董仲舒还向武帝建议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应该说，董仲舒重视礼乐教化，要求封建统治者改变亡秦赋敛无度和专任刑罚的流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显然是不利于学术和文化发展的文化专制政策。他把儒家所倡导的纲纪伦常，都赋予了神学的色彩，从而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原先，儒家解释《春秋》大多是阐发其微言大义，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之说，更掺合了许多迷信的成分。他任职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董仲舒用迷信来解“《春秋》灾异之变”，甚至连他的弟子也“以为大愚”。 汉武帝虽然欣赏董仲舒为封建专制主义作理论辩护的说教，但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独尊儒术，因为他知道单纯依靠儒家学说不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用汉宣帝的话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是采取儒法并用的两手。这种统治方略，自汉迄清，可以说基本上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不过汉武帝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却确实把儒家学说提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汉书•儒林传》说，武帝立五经博士和置学官弟子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大批儒生当上了官吏，改变了原先主要是由文法吏所组成的官僚队伍的结构。他们宣扬礼乐教化，引礼人法，改善并强化了封建国家的统治职能。 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加深。王莽专权以后，利用人心思变的社会心理，为自己夺取政权大造舆论。王莽自比周公，热衷于制礼复古。他封周公和孔子的后裔为褒鲁侯和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在他的鼓励下，符命和谶纬盛行。有的谶纬就伪托为孔子的预言，如所谓《（春秋）演孔图》、《西狩获麟谶》等等。有的纬书还把《孝经》说成是孔子所作。新莽灭亡后，刘秀和公孙述都曾利用谶纬来为自己宣传，说孔子早就预言他们该当皇帝。东汉的统治者自光武帝开始，都大力提倡儒学，尊崇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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