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评论

本书内容以社会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为主，不排斥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学者之作品，主办单位视培养年轻一代学人为己任，故将开辟相当篇幅供新生代学者发表其作品（特别是述评、书评及研究札记）。作为学术探讨平台，《评论》将视具体情况，亦开辟相当篇幅选登相关主题的已发表论文。

民国民族志：重读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
　　[按语]
关于“民族志”，今日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看法：一种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英美式人类学的当代中国翻版，而另一种则是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形成的“分族写志”（费孝通语）传统的延续。前者之形成，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传统、牛津大学社会学化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传统、美国历史具体主义的人类学有关，但也可谓是燕京大学社会学派对于英国民族志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与19世纪末在华传教社会学家提出的“村庄窥视法”的某种“中国式综合”。后者之来历，恐为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苏式社会形态学与中国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与民族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前者的基本特征是“社区研究”，后者则以被国家识别的族群单位为调研和描述单位，实属一种以民族（或族群）而非以地方为范围的文本表达形式。
早在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已对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之间关系作了解释。他认为，民族志是民族学的描述层次，民族学则是一门比较的学问。蔡氏相信，人类学虽“以动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全体”，却有意兼容以文化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这不能不使人生疑：在蔡元培看来，民族学涵盖人类学。蔡元培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欧陆，通常是被接受的，但它却不能反映后来欧美的学科发展势态。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欧陆（特别是法国）学者多视民族志为描述，民族学为比较，人类学为基于经验研究与比较而作的一般理论研究，而英美则悄悄拆除了人类学中民族学这个“中间层次”，以为理论可直接从具体地方的经验描述引申出来……
各国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民族志，长久以来做法不同，但对于民族志的描述性实质，大家却有着广泛的共识。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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