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界线

福柯在疯癫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暴露了理性漫长而隐秘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他让疯癫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疯癫的尖叫，也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是潜伏在日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理性和道德，这是福柯与之搏斗终生的陈腐教义。
福柯堪称是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牢固而确凿的权力理论，相反，他在“权力”面前反复徘徊、权衡、测量，他在“权力”问题上进行了残酷的纠缠。权力在福柯这里最终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场域。
为此，福柯的写作充满着激烈的申诉，他既是高亢的，也是绚丽的；既是热烈的，也是偏执的。但是他那烂漫的申诉散文并没有因为激烈而失去分析的力量，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和分析融合起来，他既是澎湃的诗人，也是严谨的智士。

汪民安，1969年11月生于湖北新洲，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谁是罗兰·巴特》（1999，2005，2006），《现代性》（2005），《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2006，2007），《尼采与身体》（2008），《形象工厂》（2008）等。主编丛刊《生

导论 　　如果不是将疯癫理解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而是将它理解为启示般的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在福柯华丽的开篇中预见到他这一伟大事业的基本倾向：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而疯癫则令人惊异地埋伏着所有这些倾向的

第一章 理性/疯癫
　　二 疯癫氛围　
　　《疯癫与文明》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诗学。这是多重意义上的诗学：它的写作本身是诗意的。福柯在此表现得像个愤怒的抒情诗人，敏感而炫耀，他在冷峻而犀利的分析中埋藏着诗的激烈旋律。同时，福柯的出路也是诗学的。疯癫的呐喊只是通过少数的诗人喷薄而出。诗，既抗拒着道德，也抗拒着理性。最后，疯癫的氛围是诗的氛围。福柯的写作，他对疯癫的研究正同他的文学时期相吻合，福柯从文学中获取了疯癫遭到惩罚的证据。福柯正是在这样一种多重的诗学意义上对启蒙理性、道德以及启蒙理性、道德设置的禁闭形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此，福柯十分明显地站到了非理性主义的阵营中，这个阵营的特点即是反文化，反启蒙。萨德、荷尔德林、尼采、阿尔托、布朗肖和巴塔耶等人绵延不绝地在欧洲文化中表达对启蒙的敌意，一旦将启蒙、理性判决为阴郁和罪恶滔天的，那么，非理性就成为新的港湾，新的避难所，新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和理性准则水火不容，这种准则要求越轨，要求酒神，要求诗意般的蛮力，要求欲望的无阻碍的流动。非理性在尼采和福柯这里同理性展开一场旷13持久的大战。《疯癫与文明》最后攻击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相反，只有诗和诗人才能包融神圣的疯癫、非理性的闪电，才能透露体验的直觉，领略万物的终结和开端。福柯在最后提到了他心目中反理性的疯癫英雄：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这些非理性的尖厉叫声，原始呐喊终于引发了一种全面的纷争，非理性划破了古典主义时代理性的夜晚而引吭高歌，同样，在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守候，但是在这种警戒中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物，而现在则成为毁灭性力量……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险恶因素”。福柯将理性批判的任务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正是通过他们，直觉、体验、欲望、审美以一种以暴抗暴的方式向理性喷薄而发。诗和文学抗拒着理性铁笼的禁锢，《疯癫与文明》的前后背景，正是这样一种抛弃了形形色色理性主义的文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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