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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常培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
    《语言与文化》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语言里蕴藏着民族的特征，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心理和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句话，潜藏着一个民族的秘密。
    罗常培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功底，运用现代语言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全面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疆界，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内容简介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仰仗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一书收录了罗常培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若干演讲和随笔，包括“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两部分。是罗常培先生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的结晶，也是罗先生比较经典的著作，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作者简介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新中国建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有《汉语音韵学导论》《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国音字母演进史》《语言与文化》《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等著作刊行。

目　　录

中国人与中国文

自序/

中国人与中国文/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

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所应注意的几件事/

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从文艺晚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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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本书是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语言学家王钧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综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
    有人说罗先生是“继往开来”，我认为“继往”不难，难在“开来”。他的成就是时代的。
                                                                ——语言学家王力
    罗常培：语言学与人类学的“桥梁工程师”。
    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常被后人提及。这本书从篇幅上看可谓“小书”，但从影响上看则无愧于“巨著”，甚至有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的美誉。
                                                                ——中国民族报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出版说明

自1950年问世以来，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语言学界誉之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王力先生肯定“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而普通读者更感兴趣的也许是语言中积淀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两位大家仿佛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暗示：语言文字里有的是故事和秘密！本书满足了这种好奇心，罗先生以稔熟的专业知识，和富于情感的文字，追根溯源，探幽赜隐，将这些内容饶有兴趣地揭示给大家，精彩之处，很像福尔摩斯探案。
《语言与文化》是罗先生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僻居云南，任教于西南联大。这个时期，他还写过一些他所说的“通俗文章”，发表过一些讲演，文字里澎湃着激越的民族情感。例如，1940年4月24日，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中国人与中国文》的讲演，开头便很严厉：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作这一国的国民。”
“最低限度的修养”是什么呢？“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可谓语重心长。
他的这些讲演和文章1945年汇编成册，在开明书店出版，名为《中国人与中国文》，收文12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附录三篇的性质和本集相距较远，但因一时无所附丽，暂时也把它们编在后面。”附录三篇是《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和《昙花未现》，考虑到与本书性质不同，这次没有收录。
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本次出版，《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分别参考了1945年开明书店和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初版本，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对作者在民国时期的习惯用法未作改动，只是订正了个别错讹之处。
编者

出版说明 
 
 自1950年问世以来，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语言学界誉之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王力先生肯定“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而普通读者更感兴趣的也许是语言中积淀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两位大家仿佛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暗示：语言文字里有的是故事和秘密！本书满足了这种好奇心，罗先生以稔熟的专业知识，和富于情感的文字，追根溯源，探幽赜隐，将这些内容饶有兴趣地揭示给大家，精彩之处，很像福尔摩斯探案。 
 《语言与文化》是罗先生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僻居云南，任教于西南联大。这个时期，他还写过一些他所说的“通俗文章”，发表过一些讲演，文字里澎湃着激越的民族情感。例如，1940年4月24日，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中国人与中国文》的讲演，开头便很严厉：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作这一国的国民。” 
 “最低限度的修养”是什么呢？“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可谓语重心长。 
 他的这些讲演和文章1945年汇编成册，在开明书店出版，名为《中国人与中国文》，收文12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附录三篇的性质和本集相距较远，但因一时无所附丽，暂时也把它们编在后面。”附录三篇是《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和《昙花未现》，考虑到与本书性质不同，这次没有收录。 
 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本次出版，《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分别参考了1945年开明书店和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初版本，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对作者在民国时期的习惯用法未作改动，只是订正了个别错讹之处。 
 编 者 
 中国人与中国文 自序 
 避地南来以后，因为图书设备的缺乏，旧来已经开始或将着手的研究工作都很难进行。再加上中年以往的人，社会上常常有意无意地逼迫着他务外，如果一时因为情面难却，替某种刊物写过一篇杂文，以后就很不好意思对其他刊物严词拒绝，搁笔不写。这12篇东西《中国人与中国文》原本12篇，9篇正文之后，有附录三篇：《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昙花未现》，此次未收录。和另外一本叫作《谠言》的小册子，就是这样硬挤出来的。 
 把它们结集起来重看一遍，也倒觉得这番功夫并不是完全白费的。做学问固然要求精深，同时也不要忘记普及。倘使一贯地老抱着“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的态度，那岂不失掉教育的意义了吗？这几篇小文虽然谈不到深入，却自信尚能浅出。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这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学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 
 不久，我也许到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大学去教书，在最近一两年内，恐怕没有机会再作这一类的文字，因此才想把它们结集起来，一方面防备它们散失，一方面也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段片影。 
让我在这儿谢谢叶圣陶、朱佩弦两兄，因为他俩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都予以不少的助力。 
 1944年7月28日罗莘田识于点苍山麓 
 
 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最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最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第一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最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最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最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第一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最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为什么要识字呢?当然希望一般人对于现在和以前用这种文字所写的书能够看得懂。篇章是由字句积累而成的，假如不识字，尽管有多么好的文章，多么有用的书，如何能得到益处?要想了解今人或古人所写的东西，第一先得把逐字逐句的意义弄清楚了，不单每个字的意义丝毫不能含混，尤其这个字在这句话的上下文里的实际的用法怎样，更不能拘泥沾滞，一成不变。字句弄懂了，然后标出每段的大旨和全篇的主意来，这便是古人所谓“离经辨志”的功夫。必须这样才算当真读过一篇文章，读过一本书。假如模模糊糊随眼滑过，看到后半，忘了前半，主旨所在，内容所包，一概茫然，纵使读过万卷书，恐怕依然书是书，我是我。古人称赞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请大家不要误会，“不求甚解”并不是“不求解”。像汉朝秦延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那叫作“甚解”；若是模糊影响，当解而不解，就算是“不求解”了。奉劝正在读书的朋友们不要邯郸学步，冤枉了陶渊明! 
 光能了解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不能把自己心里蕴蓄着的情感或意思，清晰明白地用文字发表出来，那还没有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了解是“知”的功夫，发表是“能”的功夫，“知”和“能”是应该并重的。在看书或读文的时候，对于别人构思的程序、布局的先后、文法的组织、修辞的技巧，当真能够了解得透彻，耳濡目染，浸润久了，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心应手培养成自己的发表能力。我们生在现代，自然无须模拟古人，去作那和实际语言不相应的死文字；不过就是用白话来写文章，也不能信口开河随便胡扯的。无论讲话讲得多么好，嘴里说的和笔下写的总不能完全一样，这就是古人所渭“文不逮言，言不逮意”。记得1933年我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讲演，赵元任、林语堂两先生在上海听。后来他们告诉我，原稿上有一个字，我讲的时候说了17个字。可见“话”和“文”的分别，并不限于“白话”和“古文”的分别。要把口语写成文章，至少要经过构思、排列、剪裁、润色的几道功夫。我曾说现在的人做文章，常犯不知“镕裁”的毛病。什么叫作“镕裁”呢?这里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上的两句话。他说：“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再往浅一点来讲，就是说一篇文章总得有个主要论点，造句遣词不能犯浮泛芜杂的毛病。这几句话看着容易，做起来却难。严格地一审核，不用说初学的人十篇有七八篇做不到，就是已经成了名的作家或学者，也往往有人爱写“博士书券，三纸无驴”的玩艺儿!所以，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 
 近几年来，每到暑假，都得评阅各大学统一招考的国文试卷。昆明天气虽然不热，可是看完卷子，总觉得头昏脑涨，郁闷难舒!因为看完一百本卷子，不见得挑出一两本好的来可以安慰安慰自己。就大毛病来讲，不是别字连篇，就是文不对题，凌杂浮泛。考验阅读能力的标点分段和解释字义的题目，也是错误很多，笑话百出。这自然是中学国文教学和大一国文教学上的顶严重问题，同时，一般国民对于本国文字的修养不够也是很显然的。所以，今天我特为提出这个很浅近而颇重要的问题来和大家淡谈。 
 至于汉字改革问题，已然甚嚣尘上地闹了好几十年。它的经过情形，在我所写的一本《国音字母演进史》里，已经说得很详细。照我的意见，在小学时期，未尝不可仿照从前北平孔德学校的办法，用注音符号或国语罗马字来代替汉字，以减少儿童识字的困难。从初中以上，就得用注音符号辅助读音，逐渐认识汉字，并试着阅读用汉字印行的书籍。要想完全废弃汉字，单用拼音文字来代替，那似乎为期还远得很。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照我个人的意见，觉得比推行国语罗马字更加困难。现在为时间所限，恕不多谈，等有机会咱们再来讨论。 
 （1941年4月24日在昆明广播电台讲演，原载1941年《国文月刊》第12期） 
 
 
 语言与文化 序 
 
 陆志韦 
 自从语言跟文字分了家，语言的地位让象形文字占了去，人已经忘了语言是劳动的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跟所谓思想方式全是手跟发音器官联同创造出来的。人要是不能说话，就不会有合群的工作，也不能把劳动的方法传授给别人。比较复杂一点的机器也全都是手眼口腔联络着工作，才能制造出来。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至多不过是古人劳动的记录。文字脱离了语言，脱离了生产，哪里还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呢? 
 莘田先生写了这本小书，书名是“语言与文化”，不是“文字与文化”。这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成绩已经是很可观了。我希望中国人的研究语言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大路，也就是走上了群众路线。中国文化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国话（特别是汉语）是中国人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所谓“文物制度”“书画琴棋”，那是少数人的。汉字也是少数人的。 
我念了莘田先生的书，不由得想到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比如我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的，可老得在汉字上“钻点子”。前些年甚至于不敢把研究的目标说给人家听。莘田先生这书的内容大部分也还得在汉字上下功夫，因为中国话的历史全部是用汉字写下来的，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近代史料。 
 语言学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国的事业，那得靠一些认清楚任务的人来继续努力，通同合作。中国话的条理，它的结构、范畴，究竟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我们该怎样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那工具本身该怎样修改，这些问题是极难回答的。 
 
 1950年1月，陆志韦敬祝莘田先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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