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中德文化丛书）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成书于1919年，首版后即引起轰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埃及、锡兰、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在这本书中，凯泽林以较浓的笔墨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及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即摘取了该书下卷第四章《远东行》之中国篇。适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致路径为香港－广州－澳门－青岛－山东其他城市－济南－北京－汉口－长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由上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凯泽林初到中国，即感受到了弥漫中国的革命气息。作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以及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忧心忡忡。

纵观凯泽林的整个中国之行，也是他对中国哲学世界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儒学的极度推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过分讲求实际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气”提出了批评，值得中国人反思。

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译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己用。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摈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第一章：香港

第二章：广州

第三章：澳门

第四章：青岛

第五章：穿过山东

第六章：济南府

第七章：北京

第八章：汉口

第九章：长江之旅

第十章：上海

附录 北京八月

此书不仅影响当时欧美人士之亚洲文化观，也影响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方东美在抗战期间关于漫谈文化问题之演讲开宗明义就引用凯泽林的话，儒学大师唐君毅称凯泽林为“文化哲学中之天才”及“现代欧美哲学界中第一聪明人”。凯泽林可以算是儒家思想在当时之护卫者，也是影响唐君毅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作为一名德国哲学家，其文化的深刻见解除来自断地哲学思考外，亦归功于他的世界旅游体验及身心灵之文化震撼感受。

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译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祖母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之女。从小在贵族环境下长大的凯泽林对其家世颇为自豪：“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族”，称自己生来就具有“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本性”。[1]

青年时代，凯泽林游学于欧洲各国，博览群书，及至触及豪斯顿·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开始矢志攻读哲学。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己用。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始于1911年的环球旅行是保成其形成松散哲学思想的重要契机。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摈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其他著作包括《世界的结构》（1906年）、《不朽》（1907年）、《个性与时代精神》（1909年）、《自然哲学绪论》（1910年）、《德国真正的历史使命》（1919年）、《创造性的认识》（1912年）、《作为艺术的哲学》（1922年）等。1946年逝世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成书于1919年，首版后即引起轰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埃及、锡兰、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1914年，凯泽林将书稿第一卷交付出版社付印，第二卷亦已完稿，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居俄国的他无法与德国出版商取得联系，便将出版计划搁置。在一战进行的4年里，凯泽林在家潜心修改第二卷，几乎将其重写了一遍。因此，这部作品并不是单纯的旅游记录，借用凯泽林自己的话“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小说”。

在这本书中，凯泽林以较浓的笔墨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及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游记》即摘取了该书下卷第四章《远东行》之中国篇。

凯泽林想象中国首先应当是一个充满伦理和道德、达到完美极致的理想国度。认为道义和礼仪是维持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力量，中国文化归根究底是一种伦理学或首先是实践哲学，中国人则是当今世界最高尚、最完美的民族。他对中国的美化和赞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建立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将中国作为人类精神和希望的代表，而西方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物质性和颓废性。在他看来，中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而西方社会则已千疮百孔，非动大手术不可。

作为一个德国人，能够不顾一次大战之前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潮流和政治需求，也不顾德国灿烂的文化传统，而提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要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他对东方文化和社会的推崇名过其实。倘若中国果真如凯泽林所言，历史上即不会有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也不会有近代史上的百余年屈辱了。

《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并非以传统的日记体裁撰写，所有章节均只根据旅行地点顺序粗略排序，并未标明具体日期，因此，我们只能推算出凯泽林到达中国的日期只能推算得出约1912年初，适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致路径为香港－广州－澳门－青岛－山东其他城市－济南－北京－汉口－长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由上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凯泽林初到中国，即感受到了弥漫中国的革命气息。作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以及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忧心忡忡。在广州，作为一名精英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对充斥广东的商业氛围以及贫乏的精神生活深感失望。在青岛，通过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介绍，结识了许多清廷的遗老遗少，对他们在变革的漩涡中处世不惊深表赞赏。在北京，他结识了国学大师辜鸿铭，两人时常一起游览北京名胜，品尝佳肴，探讨中西哲学。在上海，经辜鸿铭介绍，结识了学贯中西的沈曾植，为其儒学大师的风范所倾迷。十余年后，凯泽林辗转寄给了沈曾植一张签名照，以作对当时会见的纪念，而此时距沈曾植离世已逾8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间，凯泽林还于尚贤堂[2]作了此次中国之行的唯一一场公众演说，题为《东方与西方及其对共同真理之探索》，引起轰动。演说于1912年5月2日举行，俄国驻沪领事夫妇、法语学校教师、中国文学社团、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中国红十字协会副会长沈敦和主持讲座。凯泽林的演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和面临的窘境，第二部分关注东方哲学特点，特别是与西方哲学互补之处，第三部分指出东西方哲学可以互学互鉴，也应成为中国今后发展方向。《大陆报》、《申报》、《共和日报》等媒体均予报道或转载，《尚贤堂纪事》还将演说稿全文译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

纵观凯泽林的整个中国之行，也是他对中国哲学世界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儒学的极度推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过分讲求实际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气”提出了批评，值得中国人反思。

秦俊峰

201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