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论

　　从“廉以正身”、“廉以立信”、“廉以服人”、“廉以正国”等方面入手，选择占代若干位杰出的“公务员”廉洁为官执政的事迹，阐释“廉洁”思想对为官从政者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对各种反面事例的剖析，增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丛书：廉洁论》关于“廉政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视角独特。且看《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丛书：廉洁论》如何论道“廉洁”。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从诚心开始，诚生忠，忠生爱，爱生廉；有了廉心，就会有廉行、廉身，廉洁从政，“廉洁”是为官之德、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历史表明，吏治关乎国治。廉德彰则政权稳，廉德丧则政权失。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丛书：廉洁论》引导公务员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提升执政能力、运用道德力量、永立时代潮头。

　　谭忠诚，男，1971年7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哲学、中国儒家哲学。在《北京大学学报》、《道德与文明》等刊物发表论文15篇。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并参与*课题2项。出版个人专著1部。

　　尽管元代以吏治腐败占据主流，但也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清明时期，这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三十五年统治时期。这段昙花一现的政治清明，无疑离不开忽必烈勇于整顿吏治的一系列廉政措施。其大致举措如下：

　　首先，在官吏任用上，元世祖注重选拔廉能之士。如在中统年间，忽必烈就指出必须以廉洁之人为官，并规定了官吏升迁的五条标准：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条都具备者为上选，符合三项成绩者为中选，不符合五件中的任一条者黜而不用。在元律《至元新格》中又重申：诸官员在任期间功罪如何，并送吏部审查，到选用之日，于应得资品上视其功罪任用。如果隐匿罪过，增饰功劳，监察御史可以纠弹官员；若犯脏罪黜降或因廉能升迁，事迹昭著者应行文照会各处，以便在任官员共知劝诫。

　　与此同时，元世祖还对那些不能廉洁自守的官吏进行约束与惩治。如至元元年，元世祖规定：“诸官员颁降俸禄之后，不得循习受纳馈献。”又在至元三十年规定：“今后求仕官吏已未授除其间，不得于省院台部等诸衙门当该官吏处私第谒诧酬谢及邀请宴会。如违，当该官吏并求仕人员一体究治。”至元十九年九月又诏曰：“禁诸人不得阻挠课程。敕：‘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仍诏谕天下。”（《元史，世祖本纪九》）元世祖如此严厉的规定，其目的仍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恪尽职守、廉明执政。但由于元世祖晚年宠信一些如阿合马、桑哥之类的小人，终致吏治腐败。因此，就整个元朝的吏治气象而言，虽曾有过短暂的清明廉政阶段，其吏治总体形势是昏暗腐败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决定了元代王朝的短命运数。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以后，立即吸取元朝因吏治黑暗而迅速崩溃的教训，其本人很注意以身作则、勤政俭朴，以努力在朝野上下倡导清廉风气。在总结前代帝王兴亡时，朱元璋说：“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明太祖实录》卷一百零六）因此，在他登基后的洪武二年，朱元璋即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又如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原因在于“元氏昏乱，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有鉴于此，朱元璋也认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元氏主荒臣专，今宜鉴之”，于是，他在明朝建国之始即推行“重典之治”，“从严密法网和法外用刑两个方面”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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