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

《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是“大象学术译丛”之一，全书共分12个章节，主要对关于语言和历史描写作了解读，具体内容包括对事实的**尊重；基佐与诗人；作为叙事理论的夸张性比喻：结构还是讽喻；三角焦虑：欧洲思想史的现状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一书是对西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作品之一。该书系统论述了语言结构对历史学的影响，阐述了转义、叙事、讽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作者看来，历史资料不是存在于历史档案库之中，而是存在于话语和修辞当中，因而并不存在着一个“故事”等待着人们去讲述。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述说这一故事，相反，“曲解故事”成了一种解读历史和构造历史的方法。

第一节

在奥森维尔斯的经典影片《公民凯恩》（1941年）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关于历史知识的关键问题。一个谜一般的具有争议陛的男人——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孤独地死在了他未完成的宏伟的哥特式的宫殿（行宫）之中，他的遗言是“玫瑰花营”。面对官方所提供的关于凯恩的一生，一位新闻记者开始严肃认真地探求这句话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就像职业历史学所做的那样，他通过一系列的寻访调查未公开的资料来确认“玫瑰花蕾”的意义。然而史料本身不会说话。凯恩的妻子、同事、雇工，对“玫瑰花蕾”一无所知，尽管他们越来越连贯地描绘出了一个被支配他人的强烈愿望所困扰的男人形象，描绘出了一个将感情看做交易或压制感情的男人形象，描绘了一个将人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的男人形象。所有资料都暗示，凯恩从未暴露他权力的分量，他的内心思想。随着他的骄傲情绪的膨胀，他也变得越来越神秘。当他的遗迹不断增多，人生档案不断增加，“玫瑰花蕾”这个词的含义也像瓦尔斯对“行宫”的摄影处理一样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以凯恩大量被保留下来但尚未开封的私人物品为背景。那位新闻记者兼调查员被这些资料搞得筋疲力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凯恩之谜被永远封存起来。在拍摄凯恩贪婪的一生所获得的不断增加的大量物品时，摄像机不经意地记录了这些证据，镜头逐渐向物品本身推进。这些物品，这些资料，这些凯恩一生的记录不能自己说话。很快我们看见工作人种特殊情感，瓦尔斯的摄像机拍下了雪橇上的徽章燃烧时升腾的烟气，以及跳动的火苗。这个徽章上写着“玫瑰花蕾”。

对《公民凯恩》的广泛知名度及其在结局和“寓意”方面巧妙表现手法的运用，不应使我们忽视它对历史学家的永恒价值。凯恩的悲剧性表现在历史研究的西西弗斯式的两难境地之中。对凯恩来说，他那不可挽回的生命就像他那以“玫瑰花蕾雪橇”为标志的青年时代一样，其意义已消失在了世界之中。面对凯恩的生活，历史学家变得无能为力。他们就像希腊的悲剧作家一样经常将个人的悲剧说成是人类的喜悦或者说成是人类喜悦的工具。当然，这种无助并不能平息历史报道者或历史学家们的声音；这种声音还在继续言说着，但经常会引起学术性传记阅读者们的回应：大量的文献记载不能表现或揭示出一个完整的人，部分之和并不能构成一个整体，某些东西丢失了。从这方面看，《公民凯恩》所具有的意蕴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1922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对于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然而，历史学家不是神秘主义者，通常无法欣赏到沉默的雄辩力。或者是出于传统主义，或者是出于理智的勇气，历史学家将要赞同罗素的观点：这种哲学“似乎厌倦了严肃的思考，似乎是要创造一种教义，使这种严肃认真的活动变得不必要。我一刻也不认为拥有这些懒散的后果的教义是真实的”

这种“教义”真实与否，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或许是作为思想模式的历史所面对的最严肃的问题。尽管可获得的证据所具有的类型以及这些证据的运用等问题在历史学家冗长的系列手册中经常被讨论到，然而这一问题的反面——无法获得的或者不存在的信息——相对来说被遗忘了。约翰兰格论及了从沉默中进行理论探讨，即“不依赖证据的阐述” 进行历史论证的困难。然而如果不能持续意识到这一问题，许多历史文献就像在避讳什么，作者避免在作品中使用所有包含某个字母的单词。在“末受告知”的情况下遇到这种忌讳事情的读者，其心理反应表现为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会感觉到某种神秘的东西是错误的。这种感觉就像《城堡》与《判决》中卡夫卡( Kafka)的“K”所具有的感觉。卡夫卡在事件的中心创作了一种不存在“避讳某字之文”的情形。这一点在他的男主人公身上系统而含混地表现出来男主人公试图解释神秘的意外事件的努力失败r。他的世界看上去并不按照预期的规则运转开来，并没有在玩弄完整的纸牌。《公民凯恩》中的记者至少知道自己不晓得“玫瑰花蕾”的秘密——知道自己正在处理一种忌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