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理论前沿专题

　　《公共财政理论前沿专题》对公共财政领域的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归宿理论、环境税理论、国际税收理论、公债理论、财政政策理论、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密切关注21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动态，对理论成果进行了客观评价。可以为读者了解公共财政理论发展及其前沿、掌握国内外财政税收理论和实践提供引导，有助于公共财政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刘立，女，1962年7月生，教授，硕士生导师。1986年7月起在西北大学任教，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致力于我国财政税收领域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并完成研究课题10项，多项研究报告得到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朱云杰，男，1970年10月生，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管理、产业投融资、非营利组织管理。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1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参与各级课题近20项。

　　公共选择理论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学者杨开晖（1994）认为，首先，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放大了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其次，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将政府决策与公共服务彻底地市场化，这就会导致追逐私利的公开化并逐步将其合理化；最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片面、简单地将私人部门的方法、规则和机制等运用于公共部门是不可能成功的。总之，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结论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一门富有启发性与创造性的理论，它的应用范围已经超过了传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调整有着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要承认“经济人”倾向，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与引导。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个人同样是理性经济人，都是以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他对于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集体活动与公共物品等“好的东西”总是力求其多，而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坏的东西”也总是力求其少的。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要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理性经济人行为特征的表现形式，在制定改革措施时，应对每一项措施可能给各种理性经济人造成的利益和损失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要在承认并保证其合理的自利动机的基础上制订和实施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限制理性经济人行为的消极效应，利用理性经济人行为的积极效应。
　　（2）要确定政府行为的合理界限。廖荣碧（2009）认为，应该重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同时要加以引导和规范，是要在调动官员积极性的同时增加这种机会成本，防止腐化行为的产生。另外，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行为，尤其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进而评价其净收益和政府的工作绩效。最后，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引入制度设计中，以政府机构中行使权力的个人为着眼点，明确划分他们的权、责、利，使得激励机制可以与监督机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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