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上下） 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奖
　　“首届华文出版物艺术设计大赛”铜奖
　　马基雅维利全集（全八卷　豪华精装）
　　? 《马基雅维利全集》中文版首次重磅推出，著译界鼎力襄助，引领学术新风向。
　　? 谤满全身，誉满全身—“暴君帝师”、“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先驱”、“近代政治学开山鼻祖”毕生心血一览无遗，补华文界数百年未窥全豹之憾！
　　? 马氏著作在政界、宗教界、学术等领域都引起巨大反响，被西方评论界与《圣经》和《资本论》相提并论。既被誉为西方的《资治通鉴》，又被推为西方的《厚黑学》。
　　? 希特勒的床头恩物，路易十四每晚必读，拿破仑写满批注，俾斯麦念念不忘，马氏著作被近现代所有政治家、野心家奉为圭臬，也被政界、商界、成功人士视为一部必备“参考书”。　

内容简介

　　《马基雅维利全集》中文版全面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军事、外交、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成就。本书为其中的书信卷，内容包括作者书信等方面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上下）》收集了马基雅维利与友人的私人书信342封，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栩栩如生的马基雅维利，让读者对其同时代的伟大人物熟悉起来，那个动荡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仿佛历历在目。书中收集的资料均译自权威版本，是各个领域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珍贵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

目　　录

英译者序
英译本导言（阿特金森）
1497-1498年书信
1499年书信
1500年书信
1501年书信
1502年书信
1503年书信
1504-1505年书信
1506年书信
1507-1508年书信
1509年书信
1510-1512年书信
1513年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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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英译者序
就这个本子说上几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保留了意大利文编者在马基雅维利的公务通信与私人信件之间作的略有几分人为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有其缺点。二者之间并非总是界限分明。此外，在纳入研究的时段以后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的信件，并不是都以意大利文刊印过。我们的文本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现行最好的本子，即加埃塔为都灵联合出版社编定的1984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Opere:Lettere, ed. Franco Gaeta, Turin: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Torinese）。我们又作了若干增补，依据的是因格莱塞的《（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圭恰迪尼书信集》（Lettere aFranc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orgio Inglese,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1989；这个版本的注释十分有用）以及加埃塔本发表以来的学术成果。我们还参考了1961年加埃塔为费尔特里内利（Feltrinelli）编定的一个更早的《书信集》。

英译者序 
就这个本子说上几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保留了意大利文编者在马基雅维利的公务通信与私人信件之间作的略有几分人为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有其缺点。二者之间并非总是界限分明。此外，在纳入研究的时段以后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的信件，并不是都以意大利文刊印过。我们的文本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现行最好的本子，即加埃塔为都灵联合出版社编定的1984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Opere:
Lettere, ed. Franco Gaeta, Turin: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我们又作了若干增补，依据的是因格莱塞的《（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圭恰迪尼书信集》（Lettere a
Franc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orgio Inglese,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1989；这个版本的注释十分有用）以及加埃塔本发表以来的学术成果。我们还参考了1961年加埃塔为费尔特里内利（Feltrinelli）编定的一个更早的《书信集》。

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的现代出版史始于阿尔维西（Edoardo
Alvisi）的本子，1883年由桑索尼（Sansoni）在佛罗伦萨刊印，加埃塔在他1961年的本子中使用过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加埃塔的第一个书信本子出来后，好几位意大利学者受到了鼓舞，去更细致地考订这些通信：里多尔菲写了三篇文章（Roberto
Ridolfi, “Per un’edizione critica de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al Vettori del 20 aprile 1513,” in La Bibliofilia, 68,
1966, pp. 31-50; “Le carte del Machiavelli,”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1-23; “Contributi a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del Vettori del 16 aprile 1523 nel testo originale
inedito,”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259-264）。同一时期，另一位学者贝尔泰利为准备自己的本子而写了两篇文章（Sergio Bertelli, “Carteggi
machiavelliani,” in Clio, 2, 1966, pp. 201-265; “Appunti e
osservazioni in margine all’edizione di un nuovo epistoliario
machiavelliano,” in Il pensiero politico, 2, 1969, pp.
536-579）。关于《书信集》之作品的出版，1969年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贝尔泰利出版了他的本子（Epistolario,
Milan: Giovanni Salerno; reprinted by Verona: Valdonega,
1982）；其次，吉列里发表了一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基于笔迹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拼法》（Paolo Ghiglieri, La grafia
del Machiavelli studiata negli autografi, Florence: Leo S.
Olschki）。1971年，马尔泰利写了一篇论文（Mario Martelli, “Memento su un’edzione
de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in La Bibliofilia, 73, 1971, pp.
61-79），还出版了他编校的马基雅维利《作品全集》（Tutte le opere, Florence:
Sansoni），这个本子对现存的书信文本作了细致的重校。我们所据的加埃塔1984年本，就相当倚重马尔泰利的作品，尽管加埃塔改进了意大利文的拼法。

以1883年刊印的阿尔维西文本来看，马基雅维利的多数信件已由阿兰?吉尔伯特（Allan
Gilbert）译成英文，并先后多次独立刊行（in The Prince and Other Works, Packard and
Company, 1941; as 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 Capricorn Books,
1961, re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in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89）。有16封马基雅维利的书信，收于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的《马基雅维利文学作品选》（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translated by J. R. Hale; reprinted
by Greenwood Press, 1979）。 
本书题注之设置主要是为了给马基雅维利的动荡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件设定背景。有时由于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书信数量相对较少，所以我们把两年或数年合并成一组；在这些情况下，有的题注便没有按年份分开。题注试图将通信中提到的人物和地点置于一个历史框架内，因此不可避免会给人以一份有几分扭曲的马基雅维利传略，因为它们要服从书信集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对其生平和时代作一种综合平衡观察的需要。

脚注之设置则是为了说明除了专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意大利语的专家而外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材料。加埃塔为1984年本子编制的注释极为有用，出处均以括号夹注的方式标出，以申谢意。拉伊蒙迪（Ezio
Raimondi）为他的《马基雅维利作品集》编制的注释也同样有用，我们参考的是穆尔西亚出版社（Mursia）1976年在米兰印行的第7版，出处亦已用括号夹注的方式标明。我们还应该提到，关于加埃塔1984本的两篇评论在文本和注释方面都对我们深有助益：第一篇来自格拉齐尼（Filippo
Grazzini, in Lettere Italiane, 36, 4, October-December, 1984, pp.
605-609），第二篇来自因格莱塞（Giorgio Inglese, in La Bibliofilia, 86, 1984,
pp.
271-280）。在脚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数量众多的其他材料，以缩写的形式列于书后。“征引文献”不应理解为一份详尽无遗的书目，因为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及其背景的重要研究成果没有出现在里面。一一指明注释中用到的所有证据的出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于注释编写过程中的疏忽和不当之处，要先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

索引意在帮助读者查阅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索引中的拼法尽量整齐划一，因为各通信人的拼法并不总是一致。名称出现于本书导言和题注时，相应页码以粗体标示，以便跟它们出自于实际通信时相区分。这样一来，读者或能更容易考索个体在其历史语境中的经历，察知他们在全部书信文本中被提及时其人物形象的可能演变。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本书的翻译。为了保持信件作者们语言风格的一致，西塞斯（David
Sices）译出了致马基雅维利的信件，阿特金森（James B.
Atkinson）译出了出自马基雅维利的信件。我们互相审阅了对方的作品，但终稿大体上代表负责一方的理解。在使译文尽可能接近意大利原文的同时，我们努力使这些书信既能读懂又有趣味。几封全篇译自拉丁文的信件，以及译自意大利文信件中的拉丁文词句，在这个本子里以斜体印刷。另两种排版标记是方括号及用以注明加密材料的尖括号。除非另行注明，方括号是标识译者所作的文字订正和加埃塔文本中的阙文。我们依据加埃塔的标记插入尖括号，提醒读者注意加密的语句；不过从加埃塔文本来看，加密材料止于何处并非总是一目了然。脚注、题注和导言是阿特金森编写的。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达特茅斯学院古典系安德鲁?费尔德赫尔（Andrew
Feldherr）的帮助、达特茅斯学院的拉蒙?格思里基金（Ramon Guthrie
Fund）和系主任办公室的慷慨资助，以及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向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项出版经费。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的帕特丽夏?卡特（Patricia
Carter）在原始资料及二手材料的获取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的温迪?沃恩肯（Wendy
Warnken）极度认真细致地参与了我们项目的实施，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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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及朋友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并非具有同等重要性。诸如唐米凯洛托（米圭尔·徳·科雷拉）等人不过是偶然的相识，写信谈及公务上的枝节问题。诸如乔瓦尼·韦尔纳奇和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等人，尽管对马基雅维利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至关重要，却不是经常的通信人。韦尔纳奇作为亲属，既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又是他的心腹知己，二者的关系比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及圭恰迪尼之间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更真挚。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与马基雅维利关系甚浅，却是其国民军计划的大力仰慕者。相形之下，菲利波·德·内利是马基雅维利的那么一个爱恨交加的仰慕者，甚至不可以恰当地称其为“朋友”。但是，像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和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等朋友对马基雅维利的忠诚和爱戴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对于所有好朋友来说都一样，接纳他们意味着必须同时接纳他们的瑕疵。更著名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同样有其瑕疵，但在这些通信里，他们实质上是舌战对手和充满活力的参与者。无论其缺点如何，每个人均有其内在的价值，不可或缺地在通信中占有一席之地。
　　倒霉的唐米凯洛托是西班牙人，曾任切萨雷·博尔贾的副将，后来在1507年任佛罗伦萨国民军指挥官，为马基雅维利效力。尽管其语言和文风充满缺陷（书信146和147），但他急切地渴望向马基雅维利证明他有理。请想象一下跟这么个人打交道的情形吧，在一通绕脖子的解释里，他就自己与马基雅维利及执政团（theSignoria）之间的关系这样写道：
　　圣灵作证，如果您觉得我在这方面已犯下过失，我恳请阁下告诉那些把此事与您扯上关系的人，与阁下一道赐予我诸位阁下看着合适的无论什么悔过自新的机会。……改天我与阁下见面时，我会告诉您种种事情，给您它们的真凭实据，准会让您震惊，我没有写信的习惯。阁下知道，我今生今世已侍奉过几位国王和两位教皇，若非他们屈尊降贵答复我，我从来不给他们写信，尤其是在涉及为圣座和诸位阁下效力的事项上。我一直致信给尊贵的执政团和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我跟诸位阁下共事已一年半，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我以为这是本国的习俗，因此我并不见怪。我曾发誓不写信说这件事，但我不得不为之向阁下辩护，因为我知道您喜欢我爱护我。我绝不会向世上任何人写信对此吐露半个字。
　　在这部通信里，唐米凯洛托只是个小角色。然而，为了避免我们以为精理奥义和华辞丽藻是马基雅维利所身处的一切语境的特征，我们只需要看看唐米凯洛托所提供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挫折感，马基雅维利同样要面对这种挫折感。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及朋友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并非具有同等重要性。诸如唐米凯洛托（米圭尔·徳·科雷拉）等人不过是偶然的相识，写信谈及公务上的枝节问题。诸如乔瓦尼·韦尔纳奇和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等人，尽管对马基雅维利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至关重要，却不是经常的通信人。韦尔纳奇作为亲属，既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又是他的心腹知己，二者的关系比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及圭恰迪尼之间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更真挚。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与马基雅维利关系甚浅，却是其国民军计划的大力仰慕者。相形之下，菲利波·德·内利是马基雅维利的那么一个爱恨交加的仰慕者，甚至不可以恰当地称其为“朋友”。但是，像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和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等朋友对马基雅维利的忠诚和爱戴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对于所有好朋友来说都一样，接纳他们意味着必须同时接纳他们的瑕疵。更著名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同样有其瑕疵，但在这些通信里，他们实质上是舌战对手和充满活力的参与者。无论其缺点如何，每个人均有其内在的价值，不可或缺地在通信中占有一席之地。

倒霉的唐米凯洛托是西班牙人，曾任切萨雷·博尔贾的副将，后来在1507年任佛罗伦萨国民军指挥官，为马基雅维利效力。尽管其语言和文风充满缺陷（书信146和147），但他急切地渴望向马基雅维利证明他有理。请想象一下跟这么个人打交道的情形吧，在一通绕脖子的解释里，他就自己与马基雅维利及执政团（the
Signoria）之间的关系这样写道： 
　　圣灵作证，如果您觉得我在这方面已犯下过失，我恳请阁下告诉那些把此事与您扯上关系的人，与阁下一道赐予我诸位阁下看着合适的无论什么悔过自新的机会。……改天我与阁下见面时，我会告诉您种种事情，给您它们的真凭实据，准会让您震惊，我没有写信的习惯。阁下知道，我今生今世已侍奉过几位国王和两位教皇，若非他们屈尊降贵答复我，我从来不给他们写信，尤其是在涉及为圣座和诸位阁下效力的事项上。我一直致信给尊贵的执政团和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我跟诸位阁下共事已一年半，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我以为这是本国的习俗，因此我并不见怪。我曾发誓不写信说这件事，但我不得不为之向阁下辩护，因为我知道您喜欢我爱护我。我绝不会向世上任何人写信对此吐露半个字。

在这部通信里，唐米凯洛托只是个小角色。然而，为了避免我们以为精理奥义和华辞丽藻是马基雅维利所身处的一切语境的特征，我们只需要看看唐米凯洛托所提供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挫折感，马基雅维利同样要面对这种挫折感。

为了缓解这些挫折感，马基雅维利一直依赖他的外甥乔瓦尼·韦尔纳奇，这个商人在致马基雅维利的书信中（书信253和268）充满了商业上的利害考量。从他的友谊、忠诚和爱戴中，马基雅维利显然获得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在他与韦托里的活跃通信一度中止时。不过，韦尔纳奇仍是个谜。他的信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让人看出为什么马基雅维利在身处政治贬黜的忧愁中，会选择如此彻底和经常地向他披露自己的灵魂。1515年8月，马基雅维利写道：“光阴这东西，让我甚至忘记我自己”（书信248）。六个月后，1516年2月，马基雅维利慨叹：“至于我，我已经对我自己、家人和朋友们毫无用处，因为我的悲哀的命运早已注定如此”（书信250）。这种自我怀疑在1517年6月终于变得直截了当：“我所遭受的以及正在遭受的诸多厄运，已迫使我依赖田庄为生，我有时整月都不会想到我自己”（书信252）。

让马基雅维利打消失望情绪的，有沃尔泰拉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佛罗伦萨正义旗手、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他所有书信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羡慕马基雅维利的才思敏捷。至少两封写作时间隔了四年之久的书信，流露出他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敬重。1502年9月，这位枢机主教以拉丁文给马基雅维利写信感谢他的一封“措辞优美的来信”（马基雅维利在信中显然是因他的哥哥当选为佛罗伦萨终身正义旗手而向他道贺）。其中说：“值此共和国危亡之秋，我们自己要始终肩负着如下责任，那就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极为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和公民同胞贡献自己的能力和热血。由于您在能力和赤忱方面首屈一指，您不但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极为宝贵、极受欢迎的一分子”（书信31）。马基雅维利与索德里尼兄弟的这种相互的敬意，因他们共同致力于佛罗伦萨的事业而愈见深厚。这位枢机主教是马基雅维利国民军思想的热烈支持者，将国民军称为“上帝的恩赐”（书信139）。1506年3月4日，为了答谢马基雅维利的一封长信，这位枢机主教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说：“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您新的军事思想的来龙去脉，这种思想符合我们对国家的幸福和尊严的希望。……这种意义重大之事物从您手里开始，您想必已获得不小的满足。……您所写的东西，任何持论温和的人都读得进去。若您尚未尽全力于此，……那么请考虑您若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学识之力投注进去，这项事业会变得多么杰出。我们恳请您尽量这样做”（书信109）。

诸如菲利波·德·内利这种不为马基雅维利所欣赏的通信人，他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内利是一个贵族，是参与鲁切拉伊花园纵论剧谈的常客，这些谈话最终导致马基雅维利写了《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用兵之道》和《卢卡人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内利于1520年11月17日写信急切地索要后两部作品（书信265）。内利的《论1215至1537年的佛罗伦萨政事》直到1728年才出版，这部作品证明他是马基雅维利的热烈仰慕者。有人甚至认为，这位历史学家内利是马基雅维利的弟子。内利经常说话尖酸恶毒，然而，在他当摩德纳总督时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却全然看不到这一特征。他热烈地说道：

您和“砖窑工”真是煞费心机，以至你们那场狂欢的盛名，已经且将继续在全托斯卡纳地区乃至全伦巴第地区流传。……您的喜剧的盛名已满世界飞扬。您不要以为我是从友人的信里听说了这些事，实际上我是从大路上往来的旅人那里听说的，他们念叨着圣弗莱蒂亚诺门的“辉煌的庆典和壮丽的景观”。我确信，这场大狂欢的壮观不会只限于留在托斯卡纳境内，而是必将驰向远方，飞越群山万壑……总之，尼科洛，……我希望您尽快送给我这部新近上演的喜剧。（书信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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