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理论与实证

本书拟运用新增长理论重新阐释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概念，深入分析内生比较优势的演变机制和福利效应，论证政策介入对促进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政策分析。

耿伟，1990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曾赴联合国南南特设局进行短期项目研究。现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及研究主题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伴随世界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自然地逐级转移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不仅如此，以知识经济、技术进步为时代特征的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还呈现出新的特征，即贸易的起因和利益来源已经逐渐由先天的外生给定的比较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转换为后天创造的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贸易动力转换的过程就是比较优势高级化的过程。与源自国家基本特征的传统比较优势不同，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是来源于贸易部门发展的动态效应，即由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的暂时的技术优势，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优势，边干边学所积累的经验优势使潜在的人力资本转为现实的人力资本。国际贸易的这一新特征使新古典经济理论陷入了现实困境，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开展贸易的前提条件是两国在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认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的基本特征，而且新古典主义强调资源禀赋的变化和生产转换的机会成本递增。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使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成为中心概念从而超越了对比较成本和资源禀赋的强调。
许多学者开始着手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分析，将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内在机制。但由于动态比较优势变迁的决定因素是外生的从而使其蒙上了神秘面纱，并且新古典框架下的动态贸易理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这是因为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由此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层次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凸显出了以往增长理论中较少阐述的问题，从而使得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报酬递增、劳动分工和边干边学成为经济增长探讨的中心，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完善和发展了技术进步论、顺应了战后以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潮流，并阐明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也是决定长期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成为了当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源泉。基于这样的理论发展背景，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通过构建内生比较优势模型揭示出技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是比较优势演进的内生渊源，并指出开放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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