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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托洛斯基主义的教条论者与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者的文化观为批判对象，剖析了他们各不相同（乃至相反）但都“饱含反民主质素”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神话，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观，即“文化是一种实践是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以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从而部分实现了他写作本书的两大动机：试图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关阶级支配的种种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赓续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目　　录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
译者导论
引论
第一章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社会论述之起源
二、大众社会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形式
三、大众社会是多元民主的一种形式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一、文化、技艺与生产：托洛斯的批评
二、霸权与整编理论
三、工人阶段的文化、资产附段的霸权、阶段支配与意识形态
第三章小说与无产阶级的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附级文化的概念
二、文化与阶级：从乌会之众到组织有序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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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戴锦华 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兴起的年代。并非偶然地，文化研究的兴起无疑联系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进程在中国以及亚洲的全面推进。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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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尼采·艾略特眼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等于就是自我与个人欲求的无限伸张，“未受规范的工业文明”持续地拍击，破坏了传统共同文化的道德脐带。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许多保守的思想家，不谋而合，并且很显然是与涂尔干（E.Durkheim）所提出的社会学概念“脱序”（anomie）极其相似的，二者都指涉下列状态：传统权威模式（如宗教与家庭）的崩溃，以此而造成规范的荡然无存。有关大众社会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亦即现代资本主义之内在权威危机及合法性的问题）里，才得以观察得真确。传统高居在上的统治精英，再也不能依循旧章来遂行统治：眼前，资产阶级必须凭借大众政党与组织，竞相与无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威。
当然，对于什么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艾氏根本毫无科学性的理解。比如，他一方面对中产阶级嗤之以鼻，说他们“在道德上是腐朽不堪的”，欠缺“独立的美德”，更没有“任何阶级的尊严”；但另一方面，艾略特又说这些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摧毁”英国的贵族。带着这副眼镜盱衡当代的英国情境，艾氏提出了结论：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精英，已经逐渐失去各种社会资源，再也不能就此安身立命；“英国文化之衰退”，由人们“对食品烹调之艺术都无动于衷”可见一斑。更为严重的威胁，还在于整个的社会已经被刻意地往追逐利润的方向塑造，并且在广告与大众教育的影响下，“艺术与文化的标准再三受到了贬抑”。工人阶级也同样丧失了其“传统文化”，因此也就丧失了阶级活力：尤其是电影，它使得工人阶级“病恹恹、了无生气”；大量生产的留声机与汽车，也使得“生活的情趣”为之锐减。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再是家庭无上的天职，而是国家的工作；如此一来，也就无异于宣告传统文化的死亡：“我们大抵可以确知，时代正在衰退；我们也知道，文化的标准比起五十年前，低了许多……”
由上可知，艾略特批评现代社会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典章制度，无法契合、也无法创造他所执著的传统宗教之道德观。在大众社会之中，殊无道德的星宿可供遵循，而永恒的伦理规范亦不见踪迹；工业化与物质追求在本质上就带有不重道德的成分，它们来自尘世而品质低下。其实，利维斯胸中所认定的大众社会，其核心概念源自于这股道德沦丧的危机感。他在1930年出版了《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内中接受了“文化正处于危急之秋”的说法；接着，他指出造成此等现象的病因在于机器：比如，有了汽车以后，“人世间的宗教为之急速改变，家庭为之崩溃，社会风俗为之丕变”，其结果是“圆熟而传承得来的人文习性与价值观”，全被破坏。在利维斯眼中，“现阶段的人类历史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纯真的：共同文化”，欠缺所有人都能共享的道德基准。利维斯与艾略特二人都同样强调，对于文化的生命，尤其是对于“有机社群”之基础与成长而言—，传统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他认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人们总是能够“感同身受，自觉为乡村社群不可分割的一早”，并且使人全心投入“古老的流行文化圈”、“一种民族文化”、“广受众民礼敬的生活方式”、“从民俗洗练而出的智慧”。以前，在“古老的英格兰”，城镇或是乡村都是“活生生的共同生活社群”，彼时，工作深富意义而符合人文要求，也没有什么荣方与资方的冲突，并且，劳动者“虽然采取低薪而工时颇长，却一点都没有被压榨的感觉。”

如同尼采·艾略特眼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等于就是自我与个人欲求的无限伸张，“未受规范的工业文明”持续地拍击，破坏了传统共同文化的道德脐带。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许多保守的思想家，不谋而合，并且很显然是与涂尔干（E.Durkheim）所提出的社会学概念“脱序”（anomie）极其相似的，二者都指涉下列状态：传统权威模式（如宗教与家庭）的崩溃，以此而造成规范的荡然无存。有关大众社会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亦即现代资本主义之内在权威危机及合法性的问题）里，才得以观察得真确。传统高居在上的统治精英，再也不能依循旧章来遂行统治：眼前，资产阶级必须凭借大众政党与组织，竞相与无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威。 当然，对于什么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艾氏根本毫无科学性的理解。比如，他一方面对中产阶级嗤之以鼻，说他们“在道德上是腐朽不堪的”，欠缺“独立的美德”，更没有“任何阶级的尊严”；但另一方面，艾略特又说这些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摧毁”英国的贵族。带着这副眼镜盱衡当代的英国情境，艾氏提出了结论：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精英，已经逐渐失去各种社会资源，再也不能就此安身立命；“英国文化之衰退”，由人们“对食品烹调之艺术都无动于衷”可见一斑。更为严重的威胁，还在于整个的社会已经被刻意地往追逐利润的方向塑造，并且在广告与大众教育的影响下，“艺术与文化的标准再三受到了贬抑”。工人阶级也同样丧失了其“传统文化”，因此也就丧失了阶级活力：尤其是电影，它使得工人阶级“病恹恹、了无生气”；大量生产的留声机与汽车，也使得“生活的情趣”为之锐减。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再是家庭无上的天职，而是国家的工作；如此一来，也就无异于宣告传统文化的死亡：“我们大抵可以确知，时代正在衰退；我们也知道，文化的标准比起五十年前，低了许多……” 由上可知，艾略特批评现代社会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典章制度，无法契合、也无法创造他所执著的传统宗教之道德观。在大众社会之中，殊无道德的星宿可供遵循，而永恒的伦理规范亦不见踪迹；工业化与物质追求在本质上就带有不重道德的成分，它们来自尘世而品质低下。其实，利维斯胸中所认定的大众社会，其核心概念源自于这股道德沦丧的危机感。他在1930年出版了《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内中接受了“文化正处于危急之秋”的说法；接着，他指出造成此等现象的病因在于机器：比如，有了汽车以后，“人世间的宗教为之急速改变，家庭为之崩溃，社会风俗为之丕变”，其结果是“圆熟而传承得来的人文习性与价值观”，全被破坏。在利维斯眼中，“现阶段的人类历史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纯真的：共同文化”，欠缺所有人都能共享的道德基准。利维斯与艾略特二人都同样强调，对于文化的生命，尤其是对于“有机社群”之基础与成长而言—，传统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他认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人们总是能够“感同身受，自觉为乡村社群不可分割的一早”，并且使人全心投入“古老的流行文化圈”、“一种民族文化”、“广受众民礼敬的生活方式”、“从民俗洗练而出的智慧”。以前，在“古老的英格兰”，城镇或是乡村都是“活生生的共同生活社群”，彼时，工作深富意义而符合人文要求，也没有什么荣方与资方的冲突，并且，劳动者“虽然采取低薪而工时颇长，却一点都没有被压榨的感觉。” 我们从前一章可以清楚看出，关于大众社会与文化之理论，其实起源于那些政治与经济等方面都在快速变迁，并且工业与资产阶级也随之兴起的社会。工业革命之后的法国与19世纪的英格兰，先前占据统治位置的地主阶级，如今已经退位，被新起的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这个新起的支配阶级，试图将自己的霸权强压于市民社会的各个机构与制度，它并且兵分两路，试图从观念与实际作为上，统合位居其下的各个阶级。然而，一般说来，关于大众社会的各种理论，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否定资产阶级霸权所张扬的各种典章文物及价值观；并且，它们认为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才有文化的活力与健全的传统可言。所谓资产阶级之意识形态与其革命性作用，造就了平等，因此深深符合理性之要求的说法，它们却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对此一说法嗤之以鼻。于此，我们不难察觉二者之间，存在着强烈对比：一方面，保守者固守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势必担负历史任务，不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并且在改造过程的同时，也等于是开挖自身的坟墓，掘出足以推翻自身的武器——工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以及大众政治组织。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保守阵营的大众社会理论，认定资产阶级的支配，本质上并不稳定，而这个命题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维持“传统”的水准；同时，这也表示解放资产阶级，使其脱离贵族阶级支配的力量，也以同等力道，把未受教育、趋炎附势的“乌合之众”，推向了文化顶峰；但资产阶级眼见乌合之众之“庸俗”主张，却又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其次，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目的在于解释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会遭遇失败，但它多少也是支持“传统”标准而抗拒“新”标准的，这实在是相当吊诡而难解之处。根据这些理论，工人阶级被“收买了”，被收编于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他们不能够再实践政治上的理念，也不能够再激发足以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与文化。 这两类理论的保守性相当清楚，不言而喻。不过，更具意义的是，任何形式的大众社会论述，都没有论及文化与社会之经济结构的关系，尤其是没有论及文化与生产模式，以及文化与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关联。无论是大众社会或是“文化工业”的说法，它们都没有详谈文化生产面的问题，它们只是浮光掠影，以概括方式论及文化；因此，文化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文活动领域，它不假外求，能够以本身的概念与术语，进行自我解剖。文化与阶级形成之间，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其界线何在，再也模糊不清；文化分析变成平面化而无历史的纵贯视野，文化徒然变成观念论者朗朗上口的术语。特里林（L.Trilling）认为，如果根据利维斯的看法，那么“任何一个阶级都以自身选择的标准，界定其阶级属性，亦即阶级的品位与风格”。利维斯觉得阶级是个文化上的概念；他所说的阶级权力并不是经济或政治权力，而是他所认定的文化权力。利维斯确实觉得，文化权力在某个方面来说，暗指了阶级权力；但对他来说，权力或是影响力的实际运作，其重要性总是次于文化，因为权力与影响力来自文化。如果我们直言不讳，坦承文化实乃具有阶级属性，任何时代的主流文化必定为主流支配阶级所有，并且坦承文化是阶级统治与压迫的工具，则利维斯势必震惊得目瞪口呆。当然，就非常空泛而一般的观点来说，文化是众人共同营建出来的活动，因此也就人人有份，为所有的社会阶层参与；然而，再换个角度而言，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文化是分裂社会，而不是团结社会的力量，并且，就现代社会来看，文化也是支配阶级借以合理化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各种文化价值、规范与渴望，都是经由主流的社会制度与机构（家庭、政治、宗教、教育与工会等组织）来传承，这就使得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事，变成自然而然受到其制约而不自知。如果放在社会流行意识这个层面来看，文化绝不只是涉及某些“人”、“宗教”、“家庭”或是受支配的阶级。文化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我们必须从历史、意识形态与特定的层面入手，才能善加理解。我们不仅必须辨明分析概念的内涵，对于援用何种分析方式，我们同样必须据理力争：脱离了社会形构的特定决定性因素，则无文化可言；文化不但是“经由”，而且是在许多社会层级或结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等等）“之内”发展的，所有的社会关系与实践都统摄于其内。如果依循观念论，在分析之时，舍弃了历史取向，那么，文化势必变成抽象的概念；如果强调文化组成的有机性与互补作用，又将流于厚古薄今，对传统毫无批判的作用了。 所有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均已创造专属自身的文化。然而，文化与阶级的关系又是辩证而动态的，二者不但并非同步发展，甚至常有矛盾之处；在第二章，我们已经指出，文化的发展固然必须放在特定的生产模式及其分工状态与科技水平的架构，才能观察得真确，但文化绝对不是简单地反映了这些物质力量而已。好比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构成立以前，资产阶级的文化即已存在，它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的封建社会已存在一段时日，然后历经数个世纪才缓慢而渐次地成熟。我们认为，如果要了解支配阶级的霸权与受治阶级的文化臣服，“传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原因在此。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转型至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创造一个崭新而独特的文化；就职于工业界的都市无产阶级，则是此一革命性意识与实践的“执行者”，在社会主义的文化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种种光说不练的理想，被转化成为普同的事实。然则这样的一个文化如何可能出现呢？再拿资产阶级的文化作为例子，它终归是历经数百年以后才产生的，并不是霎时间将权力做个革命性变化以后，就立刻收获的果实；以此类推，无产阶级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催生的，他们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自身的组织，何来能力创造文化，抗拒并否定支配阶级的文化?奇怪的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却认为特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与行事，确实存在，它以为在攫取政权以后，“转瞬之间”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取得霸权阶级的地位；言下之意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顷刻即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文化。 即使在欧文阐释了阶级剥削的机制（“金钱把戏”）以后，劳工还是坚持要投票给保守党。崔塞尔写了保守党与自由党人的政治言论摘要：“到处是黠慧字眼，用意在欺瞒那些选他们的傻子。”但是，再没有比读读这些词句，“更能让这些可怜人的幼稚心灵感到满足了”。安可士兰（G，D'Encloseland）这位地方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得到升迁以后，马士堡这些贫困交加的失业工人“居然大模大样，得意洋洋，迈开步伐，拖着破旧的靴子，喜滋滋地自鸣得意”。结局的一景是——在选举的集结日到来的时候，工人被告以再等个五百年，才有社会改革的希望时，这些工人居然热情而慷慨地替资本家背书了：“是的，您老；如果您老喜欢，我们还可以再等个千千年……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一直盼望着不过几年，我们会得到一个较好的局面，再等个几年，对我也没什么差别呢！” 如此看来，崔塞尔形容的正是那些“谦恭有礼的”工人阶级，他们投票给保守党，当代社会学研究于是把这样的人，定位为本世纪维护资本主义之社会秩序最为重要的，人群之一；西欧这个工业化最深的资本主义社会，内有强有力的工会与工人运动，如果不是因为有半数的工人阶级经常投票给保守党，它应该永远只是在野的地位。马士堡的工人阶级认为阶级与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层级关系，自有其道理，他们消极地接受了若干僵硬的概念，觉得英国一定要由“那些懂得怎么做的人来掌管”，因而社会变迁总是需要由上而下指挥。人类的社会也就因此是以物化的概念来界定的：他们接受当前体系的态度，就如同他们看惯四季的更替。他们知道春去夏来，秋尽冬至。然则四季的运行又是怎么来的，或说什么因素使它们如恒地运行，他们压根没有任何的概念，说实话，他们是否想过这些问题，都还非常令人怀疑……从孩提时代，他们的智力就没有受过信任，因此只能把经理外界事务的本事，尽付他人……托付给那些比他们卓越的人……逆来顺受，体制内的事实就是如此，无法改变，现有的状态不能更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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