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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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5年05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6079419
作者:马立诚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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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与开放,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分化,并形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与此相应,不同社会和政治处境中的人们,对社会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也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与判断,并各自赢得一批追随者,这种多元下的冲突,*终聚焦为不同社会思潮的交锋或博弈。本书即是对从1977年到2015年上半年,这近四十年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梳理和评析,包括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
既坚持学术中立,又坚守自己的价值趋向;气势恢宏、所论者大,但在呈现方式上又能举重若轻、纵横开阖,这是马立诚先生作品的一贯特色,本书是这一特色的*好注脚。在书中,作者没有对各种思潮进行粗线条的罗列或平铺,而是以观察者或亲历者的视角,用生动的笔法,介绍了不同思潮的历史背景、主要主张、前景以及不同思潮之间的博弈和交锋,字里行间又流淌着作者的思考和忧思。
透过本书,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更加准确、理性地探知中国的未来。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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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77年至今的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表现为不同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博弈。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最近四十年,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决策以及社会启蒙的主要社会思潮。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想等。

这些社会思潮,既是不同历史背景下具体问题的产物,又是企图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药方,它们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或隐或显,大小各异。彼此之间,或激烈争辩,或部分重合。在书中,作者不仅呈现了这些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历程中的较量与博弈,也试图在不同思潮之间,寻求有助于推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基本底线和共识,从而为读者把握未来趋向提供一把钥匙。
作者简介
马立诚,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三十年》、《历史的拐点》、《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问津图书奖,《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获2012年“深圳十大好书”奖。
目  录
序 在思潮交锋中理解中国 

第一章 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二、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三、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 
四、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 

第二章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一、第一波:“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二、第二波:问一问姓社姓资 
三、第三波:四份万言书抹黑私营经济
四、第四波: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五、第五波:重庆“唱红打黑”及其余响 
媒体评论
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 ——光明网
思潮好比情人。马立诚先生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近身揣摩,细予梳理,概分八种,著书一册。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到新儒家、新左派,再到民粹、“毛派”,单是社会主义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种,真可谓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其为白描,影像清晰,既述且作,言之有据,慨而慷,方以智,恪尽了观察者的本分和本事。 ——许章润

……关注现实,纳八方风云于眼底,又实事求是,取学术中立而包容的立场,客观述评,不将个人爱憎情感卷入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潮流中而致使理性陷溺,社会观察家、政论家马立诚的文风,恰似宋人潘阆《忆余杭》词之十所云:“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鄢烈山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重庆参加《探索》杂志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重庆模式讨论会”。他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这个发言在共识网等许多网站流传。萧功秦说:“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和大家谈到重庆,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的那套东西最后是要搞‘文革’复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得了势,中国就是一个‘文革式’的大灾难。”

萧功秦在发言中,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为何外界人士一致认为重庆代表了“文革”左派。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官方挂出横幅“欢迎乌有之乡莅临重庆市公安局”。这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表明重庆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召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在毛泽东生前就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这是指谁呢?“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支持重庆唱红打黑,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萧功秦在会上批评唱红说,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文革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万岁、打倒走资派,都是打着红的旗号,是在红的下面搞的。民众对这些记忆尤深,所以唱红最后不可避免地要落到毛泽东晚年那里去,落到文革那里去。“红”所代表的概念中,有意识形态定向,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如果不把“红”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做一个明确切割,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就会趁势而起,唱红就会变成“唱左打改革”,潘多拉的盒子就会被打开,释放出极左。再有,唱红当中的权力强迫、层层动员加码、形式主义泛滥,也不得人心。萧功秦建议用和谐健康的新文明和发展公民社会取代唱红,促进重庆健康发展。

至于重庆打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则对之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2011年9月完成5万多字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交给了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10月22日举行的中国宪法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全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此文在网上通过“百度”搜寻“童之伟”条目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童之伟的报告,完成于薄熙来执掌重庆权力并十分活跃的时候,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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