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导论

　　《英国法导论（原书第11版）》正文包含了八章内容。前三章相当于总论，概括性地介绍了与英国法相关的法律渊源，同时使读者对这个法律体系、机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后五章则是按不同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了系统、简练、全面、准确的阐述。

　　（英）威廉·格尔达特，20世纪初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法学者。1870年6月生于英国，卒于1922年2月，享年51岁。早年丧父，家境坎坷。但其不畏困难，以优异成绩考取牛津大学法学院，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和奖学金。1897年27岁时出任诉讼律师，后因性格不适应等原因，于1901年返回牛津大学。1906年出任牛津大学英国法讲师（reader），1909年出任英国法大讲座教授。从1905年起担任了4年大学评议员，参加大学周会（Hebdomadal Council）。其在担任大学评议员时的努力和卓识，赢得了广泛尊敬。其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规章制度的改革，坚决主张女子入学，终于在1920年牛津大学的制度改革中得以实现。张笑牧，1997年3月取得日本（国立）新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4月至2001年3月为日本（国立）新漏大学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博士后研究）。2001圭E4月至今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

　　尽管大法官还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变更法律，但他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司法领域。令状，即让被控者在某一个王室法院出庭，并对其请求之权利进行答辩的国王的命令状，就是以大法官的名义，由大法官的所在部门发布，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针对经常发生的案件类型，固定格式的令状已经被制定；你只要支付了费用，便可诉请取得令状。
　　一个认为自己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有没有获得赔偿的请求权，取决于以下问题：是否存在适用此人所请求之权利的令状；如果不存在，王室法院能否制定一个新的有效的令状来适用？大法官法庭（Chancery）也就是大法官的办公室（Chancellor's office）有权[《1285年威斯敏斯特法Ⅱ》（Statute of Westminster Ⅱ 1285）]在“相类案件”中（in consimilicasu）制定新令状——以像固定令状一样被使用——并且这种新令状的制定时常发生。但是，此处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普通法法院；因为在15世纪，普通法法院就已获得决定一个令状是否有效的权力，而一旦一个令状被判定为无效，即使存在原告获得令状的事实，也不会对其利益的保护产生任何帮助；令状是否有效，是根据已被承认的普通法原理判定的。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普通法法院程序运作的法，在个案中有时会产生不公正的，甚至是危害极大的后果。我们也许会说：尽管这样确实对某些人来说很不公平，但如果加以干涉无疑会产生更大的麻烦；比起个案的错误得不到补救，动摇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会造成更坏的后果。但前人却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当时“法与道德”间的区分还并不明确；并且谁也不敢说哪个法庭掌握了全部的法和司法审判权。教会法院以及各个不同种类的地方法院（Local Court）就运用着与普通法法院不同的司法审判权。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想：既然国王自己的权力可以由1513三的法院授予，就说明其权能是不可穷竭的。也就是说，国王手中一定还保留着剩余司法权（reserve of justice）。因此在国王的普通法院中得不到救济的那些人，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成功——向国王和其咨询会请求救济，为其并非当然的权利求得一点恩惠。而这种请愿实际上指向的是人，正是国王咨询会中的重臣兼书记官且最富学识的成员——大法官。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请愿最终变为直接向大法官本人提出。
　　请愿者作为国王本身的敌对方请求救济的这种特殊情况，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将这种情况放置一旁，我们就会发现请求非常救济的情形大体有两种：
　　（1）请愿者毫无疑问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侵害——被施以暴行或遭人殴打，或被人从自己的所有地驱逐出去——但却因为诸多原因无法获得救济，比如因为自身贫困而对方富有且有权势、因为陪审团腐败或胆小，等等。中世纪时，这类情况的救济有时是由国王咨询会给予，有时是由大法官给予。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大法官放弃了这一裁判权，并将其移转给星法院（Court of Star Chamber）。1641年星座法院被废止时，普通法法院已经拥有了给予人们强有力救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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