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人种论

运用广泛意义的传播人种学，以多种视角将不同时代的大众传媒置于特定的语境下，通过对其主导群体特征的考察，重新梳理意识形态、生产系统、社会结构等因素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被用于唤起民族危机意识，以现代性摆脱危机。新兴传播技术及日益兴起的媒介文化使中国文化陷入新的危机，同时也创造了复兴的契机。适读对象：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研究者、媒介管理者、媒介爱好者。

海阔，河南长葛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影视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国外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主持浙江省、上海市课题两项。合著有《大众传媒通论》。

第二章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报刊：
　　第一节 维新派：新民族一国家的初步想象：
19世纪初，西方机械化铅印术传入中国沿海地区，只是由于印刷需求和官方抑制等原因，一直没有突破主流雕版印刷的框架。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印刷制品的渗透，在速度和质量上都占据明显优势的现代印刷术，引起国内研制汉字铅活字技术的热潮。1870年代起，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勃兴，推动印刷术迅速发展，石印术得到广泛应用。与之相应，传统的软纸由于不便双面印刷、价格高，大量被“洋纸”取代。虽然政府禁止国人办报，却允许外国人办报，而且少数中国人也在官僚和外国人的幌子下谋求发展。这些早期报刊为国人兴办报纸奠定了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基础。自国人自办报纸创刊，这种新兴媒体在各地不断得到推广，主要用途无外乎营利和宣传政治观点，尤其以前为主。《马关条约》签订后，私营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得以合法化。在相关技术和政策支持下，报刊已经具备了向大众传播的潜力。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一方面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契机。民族危机直接导致了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和对新国家的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上要求有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外部环境，而且要求理性个体的自律性。这两种要求都呼唤社会系统出现能够协调自律个体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群体的传播系统。康德认为，“外部本质的理性知识的真相和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都只能由‘共感’（sensuscommunis）的检验建立起来，而后者的确定要在经过公众的讨论和争议之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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