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庐山

庐山以其奇峰官林、深泉幽谷为佛、道、基督三教提供了传道布法、修身养性的天堂乐土。三教则在宏扬教义、广收徒众的过程中，使庐山更加声振遐迩。教以山传，山以教显，山教结合，相得益彰。 

庐山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山。白居易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由于它的秀丽风光，而使它成为游览的胜地，憩息的仙境，穷年累月，逐渐地发展为一座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和政治名山。一座山，在历史上从多方面作出贡献、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在中国来说，庐山是突出的，甚至是独特的，是其他名山难以比拟的。
宗教，只是庐山伟大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庐山的道教，起于三国时的董奉、南朝的陆修静，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达摩多罗，基督教则起于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在中世纪，庐山的佛寺道观，最多时达三百六十一处。其中，东林寺、归宗寺、简寂观、栖贤寺、圆通寺、秀峰寺等处和尚、道士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殿阁楼宇，壮丽巍峨，也有二三僧道倚崖炼丹，借洞修行的简陋寺庵，以致“山游不见发人”，“庐山到处是浮图”。庐山成为佛道两家的极乐世界。而且佛寺、佛徒比道观、道士为多。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庐山寺观锐减至一百余座。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稍有恢复。道光咸丰之际，太平军对寺观、书院一概扫荡，及至光绪年间，庐山仅剩下寺庙数十座。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的炮火，又给剩余的寺庙以毁灭性打击。60年代后期，红卫兵的拳头，几乎砸烂了劫后余生的几座佛道寺观和天主教堂。

佛风浩荡白莲盛开——庐山佛教文化面面观
明代有一文人名叫张率，他曾游历庐山，将对庐山的印象浓缩在一首诗中：“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因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在张率的眼中，庐山是僧人的净土、佛教的世界，他只不过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展现庐山活跃而繁盛的佛教图景。寓佛理、佛事于诗歌之中，只是庐山佛教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方面内容而已。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庐山的佛教，衍生、演化出了蔚然大观、异彩纷呈的文化。
庐山是一座诗国文山，历代有一千五百多位文化名人留下了近万首（篇）诗文，这其中大多都与庐山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于庐山高僧大德辈出、名寺大院林立、各佛教宗派并存、禅学佛理丰富。发达繁盛的佛教使来到庐山的文人雅士们自然不自然地笼罩在佛光禅影之中，置身于香火妙音之中，从而留下大量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诗文佳作。从谢灵运的《万佛影颂》到白居易的《游大林寺诗并序》，从黄庭坚的《开先禅院修造记》到苏辙的《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从崔黯的《复东林寺文》到王守仁的《夜宿天池寺》，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传诵千古的美文佳品。在东林寺里，白居易题诗寺廊：“东林寺里西廊下，片石镌题数首诗。言句怪来还校别，看名知是老汤诗。”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东林寺里诗文数量之丰、佳作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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