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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逻辑序列》引发连环谋杀血案智慧型杀手挑衅牛津大学数理逻辑权威

数学天才的逻辑思维，将毕达哥拉斯学派、哥德尔定理、费马大定理等数学知识与犯罪推理巧妙融合，值得期待！

来自南美、席卷世界30多国的推理旋风西语文坛大奖——行星文学奖获奖作品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诗人蔡天新撰写导读力荐！

内容简介

远渡重洋来到牛津大学深造的阿根廷数学系留学生，刚到牛津不久即卷入一宗谋杀案：一个夏日午后，他的房东老太太在家中被杀。与他同时赶到现场的是牛津大学数理逻辑学泰斗阿瑟•塞尔登教授，因为有人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个圆圈，并写着：“序列的第一个。”
接二连三的人被不露痕迹地杀害，每次案发前后，塞尔登教授周围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符号。种种迹象表明，凶手是在通过杀人，向塞尔登教授发起数理逻辑的挑战……
数学发明创造的动力不是推理，而是想象力的发挥。
——英国数学家德•摩根

真相和能被证实的部分真相之间是有差别的。
——小说主人公阿瑟•塞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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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导读：与哥德尔一起散步

蔡天新

1

为一部推理小说撰写导言，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因为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透露太多有关凶手的信息。否则，一旦走漏风声，不幸购买此书的读者一定会记恨于你。尤其这部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书中几乎提及了二十世纪所有重要的数学进展，并以此为一起连环凶杀案增加了悬疑气氛，同时也为读者设置了智力障碍。幸好，笔者在数学方面学有所长，后面这一点才没有增加我的写作难度。在此，笔者将利用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对本书的人物和背景作一个尽可能清晰的梳理。

导读：与哥德尔一起散步 蔡天新 1 为一部推理小说撰写导言，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因为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透露太多有关凶手的信息。否则，一旦走漏风声，不幸购买此书的读者一定会记恨于你。尤其这部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书中几乎提及了二十世纪所有重要的数学进展，并以此为一起连环凶杀案增加了悬疑气氛，同时也为读者设置了智力障碍。幸好，笔者在数学方面学有所长，后面这一点才没有增加我的写作难度。在此，笔者将利用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对本书的人物和背景作一个尽可能清晰的梳理。 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和小说的作者一样是阿根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说起布大，笔者曾到访过，它是革命者切•格瓦拉的母校，那位擅长虚构和推演的大作家博尔赫斯成名后也担任过该校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天，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得到一笔奖学金，远赴英伦来到牛津大学深造。他的导师艾米莉•布朗森是一位才高心细的女教授，把学生安排在自己老师的遗孀伊格尔顿太太家寄宿，与老太太同住的则是她年轻貌美的孙女、大提琴手贝丝小姐。 贝丝小姐的双亲在一起车祸中身亡，她是祖父家产唯一的继承人，自小受到祖母的严厉管束，为此感到非常苦闷。老太太虽然坐在活动轮椅上，智力仍不减当年，她年轻时曾是全英国填字游戏大赛的优胜者，因此被征召入伍，成为阿兰•图灵率领的破译纳粹德国通讯密码的数学家团队成员，得以结识后来的丈夫伊格尔顿先生。图灵是个数学天才，后来他为计算机提供了最重要的设计理念，直到今天，计算机仍无法脱离他的理想模型： 输入/输出装置（带子和读写头）、存储器和中央处理器（控制机构）。 可是，图灵的性取向却一直得不到同代人的理解，后来，他因为不堪忍受对同性恋的强迫治疗，不到四十二岁就自杀身亡。如今，图灵机和图灵测试已是计算机理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石，“图灵奖”则成为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 没想到的是，主人公抵达英伦没几天，图灵昔日的助手——伊格尔顿太太就在家里被人谋害了。同时发现这起谋杀案的是两位数学家，一位便是主人公，另一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便是伊格尔顿从前的得意门生、大名鼎鼎的逻辑学家阿瑟•塞尔登教授。 逻辑学是介乎数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学问，成就最大的当属奥地利出生的哥德尔，他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晚年的挚友和知己。据说爱因斯坦之所以一直定居在普林斯顿，就是为了能有机会与比他年轻二十七岁的哥德尔一起散步。哥德尔的两条不完备性定理表明，没有哪一部分数学能做到完全的公理推演，也没有哪一部分数学能保证其内部不存在矛盾。哈哈，这是否意味着，有些案件是无法通过推理解破的？而塞尔登正是因为对哥德尔定理作了进一步的延拓，被视作逻辑学的权威。 从凶手故意留下的密码纸条来看，他是一个精通数学的人，很可能是塞尔登教授的一个崇拜者和挑衅者，比如在某次数学考试中遭遇了失败。果然没过多久，另一起凶杀案便发生了，这回的谋杀又牵扯到维特根斯坦及其“语言游戏说”和“遵守规则”理论。说起在奥地利出生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和老乡哥德尔曾双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位科技和学术精英。巧合的是，他们中的一个是最具哲学意味的数学家，另一个是最具数学意味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的名著《哲学研究》虽然研究的是语言问题，却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在书中引入了这样一个序列： 1， 5， 11， 19， 29……不难看出，前后两个数的差构成一个等差序列4、 6、 8、 10……，于是很自然地推断出下一个数是29 12=41。另一方面，也有人尝试用通项公式来表示，并最终发现an=n2 n-1，这样一来，也有a6=41。 显而易见，这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因此，维特根斯坦这位主要在英国度过学术生涯的哲学家认为，在任何时候接受什么样的规则或反对什么，都是我们的自由。他还认为，我们可以遵循看起来清清楚楚的程序，但却无法预知这个程序将把我们引向何处。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部名著则是《逻辑哲学论》，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语言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大众早已司空见惯了的事实：一个人居然能听懂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句子。 虽说凶手又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留下了密码纸条，但几位数学高手都未能破译，更不要说牛津警察局那位探长了。在第三起谋杀案中,疑犯留下的密码纸条终于让主人公有了眉目，每张纸条上的一个符号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留下的记数方法。这让他把破译密码的数学思维从逻辑学转向了数论，一门古希腊人十分迷恋，而今天仍非常热门的数学分支。恰好这个时候，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数学成就：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在牛津大学的竞争对手剑桥大学宣布了。 ２ 一六三七年的一天，法国南方小城图卢兹的地方法官费马正在阅读古希腊最后一个大数学家丢番图的著作《算术》的拉丁文版本，这不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和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一样）一些数学问题的汇编。费马有着“业余数学家之王”的美誉，他对书中的第八个问题入了迷，这个问题讨论的是毕达哥拉斯数组，这个问题又与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有关，此定理在古代中国被称为勾股定理，说的是，对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来说，它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毕达哥拉斯不仅予以严格的证明，并且从这个几何问题中提炼出有关整数的方程（后人称之为丢番图方程），即如何将一个平方数写成两个平方数之和，他探讨了满足这个方程的所有三元数组，其中最小的一组是（3，   4，  5）。费马经过反复计算和推敲，恍然大悟，在问题8所在的页面空白处，他用纤细的文字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总之，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次幂的数之和。 在这个评注的后面，费马又草草地写下一个附加的注中之注，“对此命题我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证明，可惜此处的空白太小，写不下来。” 费马有所不知，以后的三百多年间，寻求这个命题的证明苦恼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智慧的头脑，许多伟大的数学家都曾经全身心地投入并栽了跟头，以至于一位德国富商（他在一次失恋以后因为痴迷这个数学问题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临终时立下遗嘱，用十万马克（约合现在的一百六十万美元）奖励第一个证明它的人。 尽管如此，这笔奖金并没有阻止一位三十一岁的数学天才走向死亡，他便是对解决费马大定理作出重要贡献的日本数学家谷山，小说里也提到了他的自杀。一九八六年，美国数学家里贝特证明，由所谓的谷山志村猜想可以直接导出费马大定理，此时离开谷山自杀已经有二十八个年头了。谷山的遗嘱表明，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心，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受教育的年代正遇到残酷的战争，自杀原因与个人感情无关，谷山死后两个月，深爱他的未婚妻也结束了生命。 没想到，就在小说主人公来到牛津的那年夏天，一位叫安德鲁•怀尔斯的沉默寡言的英国人，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谷山志村猜想，澄清了那段历史疑案，并领走了那份比诺贝尔奖更为诱人的奖金。这里我想插一句，怀尔斯是个幸运儿，假如完成这两个猜想证明的时间互换一下，即先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再证明此猜想和费马大定理之间的递推关系，那么，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就落在美国人里贝特头上了。 在小说里，怀尔斯正好是布朗森教授从前的弟子，他也是塞尔登的亲密朋友。当怀尔斯从大西洋彼岸的普林斯顿返回剑桥宣布他的工作，牛津大学派出一辆校车把数学家们送往剑桥。可就在怀尔斯的报告结束几个小时以后，牛津却发生了一起车祸。小说的主人公适时破译出了第四张密码纸条上的数字,可是，他却无法阻止车祸的发生…… 当然，这部广征博引的小说并不局限于数学和数学家的神奇故事，英国同胞里面，出现的人物就有诗人T.S.艾略特、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散文家德•昆西。让笔者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十九世纪的传奇人物刘易斯•卡洛尔，他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和小说家（身份和本书的作者十分相似）。卡洛尔十八岁进入牛津大学，因为数学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数学讲师，直到退休。虽然卡洛尔写了不少数学论著，但都不甚重要，只有《欧几里得和他的近代对手》一书还有一些历史价值。 在牛津任教期间，卡洛尔对院长的三个女孩非常钟爱，常给她们讲故事，后来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献给了长女爱丽丝，被一位作家发现后得到了鼓励。于是，一部日后享誉世界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遇记》问世了，她被批评家们认为是适合儿童纯真情趣的逻辑和数学心智的完美创造物。小说中的人物如蛋形人，术语如非生日礼物、非婚礼聚会等已成为英国社会和英语里的常用语，也出现在《牛津迷案》这部书里，以此增加了本书的人情味，并为主人公解谜留下线索。  “凡是我们不能言说的，对之必须保持缄默。” 这是维特根斯坦最为笔者赏识的一句话，虽然这部小说中没有提到，但却为我们的主人公身体力行地遵循。而对于这篇信笔写下的导读来说，也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借此机会，祝愿各位读者能与这部小说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笔者以为推理小说适合夜晚，尤其是冬日夜晚阅读），并“顺手牵羊”，对当代数学和逻辑学的最新进展和人类抽象思维的探究者有所了解。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彩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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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一切都已被淡忘。我收到一封来自苏格兰的电子邮件，得知了塞尔登去世的坏消息。既然如此，我想，现在我可以打破沉默（虽然塞尔登从未要求我保持沉默），讲讲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那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了。这些事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都以阴森恐怖或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而塞尔登和我，或许是因为与数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仅仅把这些事当成了序列，或者说是“牛津序列”。所有的死亡事件其实都发生在牛津郡的方圆之内，发生在我初到英国之时，而且真正地近距离见识第一起死亡这一不可思议的特殊礼遇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那时二十二岁，正是一个似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年纪；我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毕业，论文做的是代数拓扑学，拿奖学金要去牛津留学一年，心中却暗自怀揣着要转向逻辑学的研究，或至少能进安格斯•麦金泰尔教授的研究班的打算。将在那边成为我导师的艾米莉•布朗森博士已经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各项准备，方方面面都照应到了。她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牛津圣安妮学院的教师，但在我动身之前我们互通的电子邮件中，她建议我，与其住学院里那些不甚宜人的宿舍，或许我更愿意在伊格尔顿夫人家租一个房间，那里自带卫生间，有个小厨房并且能独立出入，只要我奖学金的金额足够付房租。据她说，伊格尔顿夫人和蔼、谨慎，是她以前某位老师的遗孀。我估算了一下，便一如既往地带着过度的乐观，寄去一张支票预付了头一个月的费用，这也是女房东提出的唯一要求。
两个星期之后，我飞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同以往每一次旅行一样，我又陷入一种怀疑的情绪中，好比处于某种下面没有保护网而要往下跳的状态。比起我即将开始新生活的这个国家及其庞大的系统终于如摊开的手掌般在底下展现出来，在最后一刻因为发生某个事故而把我送回原地或者扔进大海的可能性似乎永远更大，甚至更省钱——塞尔登准会称这种假设是“奥卡姆剃刀”定律然而，一切都很准时，第二天上午九点，飞机静静地穿透雾霭，在突然变柔和的光线下，或者应该说是在也许变弱了的光线下，英格兰绿色的山丘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因为那是我所存有的印象：随着我们的降落，光线变得愈发不足，就仿佛被滤纸稀释过了一样，显得微弱而无力。
我的导师已经为我打点好一切，她让我在希斯罗机场搭大巴直接到牛津，并为在我到达时未能来接我而一再道歉，因为她整个星期都会在伦敦参加一个代数学的学术会议。不过，这样的安排不仅没让我担心，反而正合我意：在开始学业前，我能有几天的时间来四处转转，让自己对这地方有一个认识。我没带很多行李，大巴到站后，我毫不费力地提着行李包穿过广场去招出租车。已经是四月初，可我还是得庆幸自己没把大衣脱了：刺骨的寒风依然刮着，而阳光无比苍白，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广场集市上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个为我开车门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都穿上了短袖。我把伊格尔顿夫人的地址给了他，他发动车子时，我问他冷不冷。“哦，不冷，已经是春天了。”他对我说道，并满怀喜悦地指了指那个可怜巴巴的太阳，仿佛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一切都已被淡忘。我收到一封来自苏格兰的电子邮件，得知了塞尔登去世的坏消息。既然如此，我想，现在我可以打破沉默（虽然塞尔登从未要求我保持沉默），讲讲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那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了。这些事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都以阴森恐怖或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而塞尔登和我，或许是因为与数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仅仅把这些事当成了序列，或者说是“牛津序列”。所有的死亡事件其实都发生在牛津郡的方圆之内，发生在我初到英国之时，而且真正地近距离见识第一起死亡这一不可思议的特殊礼遇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那时二十二岁，正是一个似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年纪；我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毕业，论文做的是代数拓扑学，拿奖学金要去牛津留学一年，心中却暗自怀揣着要转向逻辑学的研究，或至少能进安格斯•麦金泰尔教授的研究班的打算。将在那边成为我导师的艾米莉•布朗森博士已经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各项准备，方方面面都照应到了。她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牛津圣安妮学院的教师，但在我动身之前我们互通的电子邮件中，她建议我，与其住学院里那些不甚宜人的宿舍，或许我更愿意在伊格尔顿夫人家租一个房间，那里自带卫生间，有个小厨房并且能独立出入，只要我奖学金的金额足够付房租。据她说，伊格尔顿夫人和蔼、谨慎，是她以前某位老师的遗孀。我估算了一下，便一如既往地带着过度的乐观，寄去一张支票预付了头一个月的费用，这也是女房东提出的唯一要求。     两个星期之后，我飞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同以往每一次旅行一样，我又陷入一种怀疑的情绪中，好比处于某种下面没有保护网而要往下跳的状态。比起我即将开始新生活的这个国家及其庞大的系统终于如摊开的手掌般在底下展现出来，在最后一刻因为发生某个事故而把我送回原地或者扔进大海的可能性似乎永远更大，甚至更省钱——塞尔登准会称这种假设是“奥卡姆剃刀”定律 然而，一切都很准时，第二天上午九点，飞机静静地穿透雾霭，在突然变柔和的光线下，或者应该说是在也许变弱了的光线下，英格兰绿色的山丘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因为那是我所存有的印象：随着我们的降落，光线变得愈发不足，就仿佛被滤纸稀释过了一样，显得微弱而无力。     我的导师已经为我打点好一切，她让我在希斯罗机场搭大巴直接到牛津，并为在我到达时未能来接我而一再道歉，因为她整个星期都会在伦敦参加一个代数学的学术会议。不过，这样的安排不仅没让我担心，反而正合我意：在开始学业前，我能有几天的时间来四处转转，让自己对这地方有一个认识。我没带很多行李，大巴到站后，我毫不费力地提着行李包穿过广场去招出租车。已经是四月初，可我还是得庆幸自己没把大衣脱了：刺骨的寒风依然刮着，而阳光无比苍白，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广场集市上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个为我开车门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都穿上了短袖。我把伊格尔顿夫人的地址给了他，他发动车子时，我问他冷不冷。“哦，不冷，已经是春天了。”他对我说道，并满怀喜悦地指了指那个可怜巴巴的太阳，仿佛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黑色出租车稳稳地驶向主干道。当它左拐时，我透过路两边半开的木门和铁栅栏，看到整洁的学院花园，里面的草坪光鲜碧绿。我们还经过了一座教堂旁的一小片墓地，墓碑上覆盖着苔藓。汽车驶上班伯里路，随后拐进康利夫街，这便是我记下的地址了。此时道路在一座宏伟的公园中蜿蜒；在檞寄生构成的樊篱之后，显现出一幢幢石头建造的大房子，典雅庄严，令我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那些品茶的下午，门球赛局，花园中的闲庭信步。以我寄出的金额，我觉得我要找的房子肯定不在其中，但我们还是边走边留心沿街的门牌号。最后，在街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一排整齐划一的小房子，要简朴许多，但更令人感到亲切，它们都带着直角的木质阳台，夏意盎然。头一幢便是伊格尔顿夫人家。     我卸下行李，走上门前的小阶梯，按响门铃。从艾米莉•布朗森发表博士论文及早期著作出版的日期推测，我估计她应该有五十五岁左右，那她当年老师的遗孀该有多大年纪呢？门开了，我的眼前却是一个高挑苗条的姑娘棱角分明的脸和深蓝色的双眼，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带着微笑冲我伸出了手。我们带着惊喜彼此打量着，但接着她就松开手，略显拘谨地把手缩了回去，也许是我握住她手的时间有点长。她告诉我她名叫贝丝，还在带我走进客厅前试图读准我名字的发音，但不太成功。客厅铺着红灰菱形花纹格地毯，很温馨。     伊格尔顿夫人坐在花卉纹饰的扶手椅上，带着热情的微笑朝我伸出手。老太太眼神灵敏，举止活泼，蓬松的白发向后打了个精致的发髻。穿过客厅时，我注意到有一辆收拢的轮椅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她腿上盖着苏格兰格子毛毯。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得到她手指绵软无力，还微微颤抖。她热情地握了片刻我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询问我沿途情况，是不是第一次来英国。     “咱们没料到会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对吧，贝丝？”她惊讶地说。     贝丝站在门边默默微笑着；她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把钥匙，等我回答完三四个问题之后，柔声说道：     “奶奶，你不觉得我现在该带他去看看他的房间了吗？他肯定累坏了。”     “当然，”伊格尔顿夫人说，“贝丝会向您交代一切的。如果您今晚没有别的安排，我们很高兴邀请您与我们共进晚餐。”      我跟着贝丝出了屋子，从门口的小楼梯盘旋向下来到地下室。她微微弯腰打开小门，带我来到一间宽敞整洁的房间。它虽然低于地面，但靠近天花板的两扇高高的窗户能获得足够的光线。接着她一边在屋里到处走动，一边向我一一解释。显然已经重复过多次，她背书般打开抽屉，让我逐一看了食橱，餐具，毛巾。我高兴地看了床和浴室，但主要还是打量她。她的皮肤干燥，黝黑，紧绷，似乎是经常在室外的缘故，这既让她显出健康的面貌，但也让人担心她容易显老。     如果说我一开始估计她只有二十岁出头，那现在换了这种光线看，我断定她该有二十七八岁了。她的眼睛特别迷人：眼珠是极美丽的深蓝色，似乎是五官中最沉静的部位，仿佛不愿意流露情感。她穿着一条长而宽松的圆领乡村连衣裙，这样除了能看出她很瘦，看不出她的身材到底怎样，不过若仔细端详，我还能看出一些她幸好不是全身都这么瘦的征兆。尤其是她的背影让人产生拥抱她的冲动。她有着高个儿女孩的某种柔弱感。当我们眼睛再次相遇，她问我还想看看什么东西。虽然我想她话里并没有讥讽的意味，可还是窘迫地移开自己的目光，赶紧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在她走之前，我绕了好大一圈才问到点子上：我和她们一起吃晚饭是否妥当，她笑着告诉我，我当然应该来吃饭，她们会在六点半等我。我取出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将几本书和我的几份论文堆在桌上，又用几个抽屉来放衣服，接着就出门到城里遛达一下。在圣吉尔斯大街的街口，我找到了数学研究所：这是唯一一幢丑陋的现代建筑。我看着前门口的台阶和玻璃旋转门，决定第一天先不去管它。我买了个三明治，坐在河畔，看划艇队训练，独自享用着有点晚的野外午餐。我逛了几家书店，驻足欣赏一座剧院飞檐上的滴水嘴，跟着一队游客在某个学院的院子里闲逛，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穿过巨大的大学公园。在一处被树木围起来的地方，有人开着机器正将草坪贴地剪成长方形，还有个人正用石灰勾画一个网球场的边线。我站在一边，怀着思乡的情绪看着眼前这一幕。趁他们休息，我就问他们什么时候把球网架起来。我念大二后就没再打网球，这次也没把球拍带来，但我决定去买块球拍，然后找一个搭档重新打球。     回家路上，我去一家超市买了些备用品，又费了点时间找到一家烟酒商店，随便挑了瓶晚餐时喝的葡萄酒。回到康利夫街时才六点刚过，但天已经几乎全黑，所有房子的窗户都亮了。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人拉窗帘；我寻思这是否应该归功于英国人谨慎的态度中那也许有些过分的信任，他们不会自降身份去窥探他人的生活，或者说应归功于英国式的安全感，他们相信他们的私生活没有任何事情值得窥视。没有哪家人家装百叶窗，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很多门都不上锁。     我冲了澡，刮了胡须，挑了件最平整的衬衫，到六点半准时走上小楼梯，用我的酒瓶按响门铃。餐桌上，大家面露微笑，热情周到，我渐渐适应了。贝丝没有化妆，但还是稍稍打理了一下。她换了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衫，头发梳向一边，很迷人地垂在脖子一侧。但她如此这般并不是为了我：我很快得知她在谢尔登剧院的室内管弦乐队里拉大提琴，就是那座我散步途中驻足观看浮雕墙上滴水嘴的半圆形剧院。今晚他们要举行演出前最后一场彩排，某个叫迈克尔的幸运儿半小时后会来接她。当我以肯定的口吻问是不是她男朋友时，她们有些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两位女士对望了一下，给我的答复就是伊格尔顿夫人问我还要不要再来点儿土豆色拉。在接下来的晚餐时间里，贝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最后几乎成了我和伊格尔顿夫人两人在说话。 门铃响了，贝丝走后，我的女房东明显活跃起来，似乎某根无形的、紧绷的弦松开了。她倒了第二杯葡萄酒，开始跟我讲她曲折、精彩的人生。二战期间，她跟诸多女子一样，天真地参加了一个全国填字游戏大赛，到头来得到的奖励是被征召入伍，封闭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村里。她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兰•图灵 和他的数学家团队破译纳粹德国英格玛机器的密码。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伊格尔顿先生。她给我讲述了战争中的种种轶事，还有那起著名的图灵中毒事件的前因后果。 她说自从搬到牛津后，她就不玩填字游戏，改玩斯克莱博 拼字游戏了，以前她一有空就和一帮女友玩这个。她灵活地转动轮椅来到起居室里的一张小矮桌跟前，叫我随她过去：“不用收拾那些盘子，等贝丝回来她会管的。”我疑惑地看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斯克莱博棋盘，打开。我无法拒绝。结果我就这样度过了来到牛津的第一个夜晚：坐在一位古董般的老太太面前，努力拼写英文单词，而她每玩上个两三局就用光了她手里的七个字母图块，笑得像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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