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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的唐诗研究著作相比，该书*显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这种意识首先表现为能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来考察诗歌体式、风格的流变，作家群体的形成，创作传统的承继和变革。而这种考察又不像过去仅仅把社会概况作为外部附加物硬是贴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向与文学发展趋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种"相关性"。因而该书"通论"部分先抽绎出"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这两条中近古文化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线索，分别对初盛唐诗歌中所走过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从而揭示出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历史渊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时，不满足于借用史学界、文化学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潜到原始材料中去，对论题所涉及到的史学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决的历史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所以该书虽然是诗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对"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际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龙朔初载庶族寒士势力在朝廷的兴起等问题的阐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为了更好地对初盛唐诗歌的艺术演变过程及盛唐诗歌高峰到来的前因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该书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诗歌与初盛唐诗歌之间艺术关联的基础上，发掘出这一段诗歌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文学史意义，认为许敬宗的"颂体诗"和"上官体"都属于王勃、杨炯等人批判的范围，但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格，实际上是庶族文士刚刚兴起时必然的人格特征，后来"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对此加以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朔文士群体人格特征、艺术精神上的双重缺陷。（第212页）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宫廷诗歌时，指出武后、中宗朝宫廷诗人 "对气势、气象的自觉追求，与四杰诗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 。（第259页）
另外，作者认为，要真正认清初盛唐诗歌艺术的渊源，不能满足于在进入初盛唐诗歌研究之前对前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概况作些简单的交代，而应该对齐梁、周隋诗歌本身也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正因为作者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该书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环节的一些认识，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论"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际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形成*突出也*为人所忽视的贡献，还是他们对建安诗风的自觉踵武"（第126页），作者在后来论述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等人诗中的凛凛风骨时，也特意强调了自卢思道、薛道衡远绍建安余绪，经王绩、四杰加以发扬，到张说贬相州时的进一步弘扬，*后衍为盛唐北地诗人普遍具有的以"风骨"相尚、"意气相高"的盛唐诗歌精神，这一链条状的长时段诗歌史发展环节。
内容简介
初盛唐诗歌的艺术进程，盛唐诗歌艺术精神的形成，都与隋唐之际发生的中近古文化转型息息相关。本书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了动态的，历时的考察；下编则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多层次地探讨了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且巨的影响。全书既有细密的史料考计、独特的文本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为进一步认识初盛唐诗歌的发生机制，深刻理解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