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著名作家方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描摹武汉印象，湖北学者王玉德风趣诙谐地解读武汉风水文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细致描述楚文化影响下武汉人的性格、著名文学家舒乙谈父亲老舍在武汉的历史、“北大醉侠”孔庆东借金庸小说的壳解读武汉人身上体现的“侠义”精神、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纵论以武汉城市建设为缩影的中国城市建设和空间文化。诸位名家纵情于山水、历史之间，结合着与武汉发生的奇闻轶事，流金岁月，品读着武汉。
那些城 那些事（百家讲坛明星学者孔庆东、方方、舒乙、王玉德、许纪霖、刘玉堂联袂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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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方，孔庆东 等著出版社:武汉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年09月
- 版 次：1
- 页 数：
- 字 数：
- 印刷时间：2009年09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3044531
- 丛书名：江城名家讲坛
编辑推荐
武汉是很土的，但奇圈的是，这种土俗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武汉人，并不是猥琐、蝇营狗苟、眉眼不清的，也不是胆怯、自私、很谨慎的，都不是这样子。这跟武汉的地理环境有关，武汉这种大江大湖的自然环境给武汉人注入了一种宽阔。
——方方·《文学中的武汉印象》
楚文化和湖北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标志性的东西?有，就是九头鸟。现在，你出差到哪儿去，别人问你哪儿的人，你说湖北人，别人**反应就是“九头鸟”。当然，至于好不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反正**反应就是九头鸟。
——刘玉堂·《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是写景，但是我觉得这写出了武汉的气质。很多东西都包括在“莽苍苍”里面。我觉得这个“莽苍苍”的气质里面，也自然包含了一份“侠义”精神。这是弥漫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孔庆东·《金庸小说中的侠义》
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码头，并且是中国重要的码头，就是因为有风水。我认为武汉的风水，如果要评价，就是十个字：居中、藏风、得水、多元、当时。
——王玉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方方·《文学中的武汉印象》
楚文化和湖北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标志性的东西?有，就是九头鸟。现在，你出差到哪儿去，别人问你哪儿的人，你说湖北人，别人**反应就是“九头鸟”。当然，至于好不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反正**反应就是九头鸟。
——刘玉堂·《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是写景，但是我觉得这写出了武汉的气质。很多东西都包括在“莽苍苍”里面。我觉得这个“莽苍苍”的气质里面，也自然包含了一份“侠义”精神。这是弥漫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孔庆东·《金庸小说中的侠义》
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码头，并且是中国重要的码头，就是因为有风水。我认为武汉的风水，如果要评价，就是十个字：居中、藏风、得水、多元、当时。
——王玉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目 录
文学中的武汉印象
抗战时期老舍在武汉
金庸小说中的侠义
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独特就是好
抗战时期老舍在武汉
金庸小说中的侠义
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独特就是好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与武汉的渊源
两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父亲的工作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长办”），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是过来修三峡的。
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刘家庙当时叫“黑泥湖”，因为这个黑泥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直至读大学，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没有离开过。 我读的小学叫“汉口新村小学”，在“二七”纪念馆旁边，是小学初中一体的，但是读到初二之后，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红军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家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当时，两个哥哥下乡了，一个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汉市，没有下乡。
然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养活我母亲。所以，高中毕业后，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我就去了。当时开的条件，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三个月之后就是42块钱一个月，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个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而是去当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父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工资很微薄，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
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这4个人，用我们当时的话说，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难度比较大，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人。
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已经干到身心疲惫，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的，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还要扛包。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等这把签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
老是这样扛，确实是很累，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可是，当时是“文革”期间，要求妇女翻身，巾帼不让须眉，虽然很累，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
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某种意义上。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那时，经常要办批判专栏，一整版批判专栏，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
两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父亲的工作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长办”），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是过来修三峡的。
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刘家庙当时叫“黑泥湖”，因为这个黑泥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直至读大学，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没有离开过。 我读的小学叫“汉口新村小学”，在“二七”纪念馆旁边，是小学初中一体的，但是读到初二之后，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红军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家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当时，两个哥哥下乡了，一个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汉市，没有下乡。
然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养活我母亲。所以，高中毕业后，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我就去了。当时开的条件，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三个月之后就是42块钱一个月，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个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而是去当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父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工资很微薄，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
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这4个人，用我们当时的话说，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难度比较大，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人。
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已经干到身心疲惫，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的，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还要扛包。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等这把签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
老是这样扛，确实是很累，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可是，当时是“文革”期间，要求妇女翻身，巾帼不让须眉，虽然很累，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
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某种意义上。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那时，经常要办批判专栏，一整版批判专栏，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
书摘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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