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栏玉砌应犹在(杨浦卷)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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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是由上海百家出版社精心策划的一套为上海市民及各地游客纵深展示上海各个城区的大型丛书。
本书为丛书之杨浦卷，包括建设成就、历史沿革、胜迹新景、今昔名人等。重点围绕杨浦区地标性建筑，展新颜、谈故旧，在新与旧、远与近、深与浅的有序比照与变幻中，灵活地展示杨浦区的嬗变历程与演变特点，阐释杨浦区人文历史的细节与特征。

内容简介

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区的东北部，地处黄浦江下游西北岸，与浦东新区隔江相望，西临虹口区，北与宝山区接壤。它成陆于唐末宋初，因黄浦江支流杨树浦港而得名。在中国的近代工业史上，杨浦区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这里起步的民族工业与外资工厂，在上海乃至全国闻名遐迩。同时，它也是上海高校最集聚的区域，是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窗口。在催人奋进的今天，杨浦正以博大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活力，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宏伟绚丽的蓝图。

目　　录

出版缘起
总序(熊月之)
前言
阡陌往事
　平凉路：由冷寂走向繁华
　淞沪路：普世的英雄主义
　杨树浦路：与黄浦江平行
　军工路：俯拾即是的故事
　许昌路：墙内烟草墙外香
　国权路：浸在井里的西瓜
　隆昌路：现代版“猪笼寨”
俊彩星驰
　复旦大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爬满青藤的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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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是那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本是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五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五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人代买冼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时常会泛上一种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商量换房的事。学校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常望见它，还能给人一丝慰藉。
鹊巢鸠占的日子里，教育学院始终都是水院人心目中的入侵者，而到了水院人急欲归去来兮的历史性时刻，它更成了最大的障碍。奇怪的是，把它赶走另给它找个新校址竟成了水院普通教师的义务。我的父亲和一帮同事去各有关部门呼吁“还我老家”，他们甚至找了教育界名人谈家祯。最后，也不知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眼中钉”终于拔去。1980年初夏，我与我的儿时好友思梅在一院一间刚腾出来的宿舍里重逢。思梅他们几个男孩女孩是经过特许提前回沪入籍参加高考的，他们的父母户口和人都还在厦门呢。
主力部队回来了，用了和抗日战争同样持久的时间。我的父亲在他两鬓花白的年岁被评上了讲师。一院的食堂又冒出了蒸汽，游泳池里碧波荡漾，宿舍里学生在高唱“莫让年华付水流”，刚拍完《芙蓉镇》的谢导来开讲座，我的一些小学同学进校园把她们的父亲给顶替下来……而在我的眼中，一院是越来越小了，我已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了。
二院

我是那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本是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五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五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人代买冼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时常会泛上一种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商量换房的事。学校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常望见它，还能给人一丝慰藉。 鹊巢鸠占的日子里，教育学院始终都是水院人心目中的入侵者，而到了水院人急欲归去来兮的历史性时刻，它更成了最大的障碍。奇怪的是，把它赶走另给它找个新校址竟成了水院普通教师的义务。我的父亲和一帮同事去各有关部门呼吁“还我老家”，他们甚至找了教育界名人谈家祯。最后，也不知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眼中钉”终于拔去。1980年初夏，我与我的儿时好友思梅在一院一间刚腾出来的宿舍里重逢。思梅他们几个男孩女孩是经过特许提前回沪入籍参加高考的，他们的父母户口和人都还在厦门呢。 主力部队回来了，用了和抗日战争同样持久的时间。我的父亲在他两鬓花白的年岁被评上了讲师。一院的食堂又冒出了蒸汽，游泳池里碧波荡漾，宿舍里学生在高唱“莫让年华付水流”，刚拍完《芙蓉镇》的谢导来开讲座，我的一些小学同学进校园把她们的父亲给顶替下来……而在我的眼中，一院是越来越小了，我已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了。 二院 二院就是与一院相隔一站路的家属大院，位于军工路控江路(军工路580号)。二院由前后两个院子组成，分别叫做前排后排。当年前排有四幢楼房，煤卫齐全，后排是七排平房，无煤无卫。等级差别就是这样体现的：前排以校领导和资深教师为多，后排则以年轻助教和校工为主。 我的家是在1972年从后排搬到前排的。那一年，正值上海水产学院南迁厦门。6月15日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北站的月台上一片哭声，我强忍着眼泪不敢目送父亲和随他一同南下的妹妹。那些日子，二院犹如红军主力大撤退的红色根据地，留下的只是老弱妇孺。若干年后，当我听到《长征组歌》中那两句悲怆的重复句“亲人何时返故乡，亲人啊何时返故乡”时，不由热泪盈眶，已被深压在潜意识中的记忆又泛了上来。 二院如同失了魂般地空旷冷寂，偶尔能听到工宣队对那些坚持不走的顽固分子拍桌训斥。待把所有人都赶走后，他们又回到原先的工厂去当老大哥了。作为补偿，我的家被调整到了前排，那幢叫“四村”的楼房。一套两南一北的三居室，住着三户人家。北间住着宋阿姨一家，宋阿姨因祸得福，早在“四个面向”时被流放到中学去了，躲过此劫。她的爱人王叔叔所在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原先跟水院是一家，后来自立门户，也因此幸免。另一间南屋住着在交大附中住读的13岁的明，她的父母妹妹都去了厦门，仅剩她一人算是在上海留了一条根。 前排的楼门里依旧还有孩子们的游戏声，可我不知怎样融入进去。被孤寂恐惧所包围，在这套通常只有我一人的房子里，我常常去看床底下是否藏着什么人，或是去看玻璃板下压着的父亲临走前我们全家在上海大厦旁的那家照相馆拍的全家福。 提篮买菜的日子也从此开始了。从二院出发，大约走20分钟才能到菜场。先是沿着军工路朝南走，至控江路往右拐，待经过图们路那家永远飘着阳春面咖喱和葱花混合香味的饮食店时，我每每都有一种向那氤氲中的暖意靠拢的愿望。8岁的我学会了边排队边设计一天的“菜谱”，也学会了同时排几个队的窍门：要同你前面的人打招呼，而不是后面的，后面的人有时会赖账。 崭新的世界是那么突如其来地展现在我面前的。我在楼下唯一熟识的小玲家(丽家的母亲是同事)看到了那本《高玉宝》，半生不熟地一气读了下去，于是，那个家庭成了我最早的图书馆。我如同一个贪吃的孩子，恶狠狠地不停息地消灭一本本书。隔壁的宋阿姨调到校图书馆更像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宋阿姨把所有的书目像菜单一样给我，任我点菜。我毫不客气地囫囵吞枣地看完了上面的所有小说。宋阿姨的那些不怎么爱读书的学生全都知道她家隔壁住着一个嗜书如命的小学女生。有时，我真有一种“身在二院、胸怀世界”的激情，我对于生活的所有理解皆来自小说。我不再愁没法打发时间，而是憎恶家务占去我太多的读书时间，或为即将读完一本书而惆怅。 后来我和前排的孩子渐渐熟了，她们教会我如何用鲜酵母发面，如何擀饺子皮，给我种子教我种茄子、芝麻、山药等等，二院的楼缝里有些空地可以施展农艺。我们相约半夜或是清晨去菜场买菜，天知道为什么菜场总是在那样的时刻开秤，像是在考验一个小女孩的意志。 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但余波未平。我的父亲那时常回上海。虽然厦门的学校已经恢复招生教学，但父亲和他的上海同事一心想回老家。同那些要求平反改正的老干部、“右派分子”等一样，他们觉得自己的学校也该是拨乱反正的对象。有时那些叔叔伯伯到我家商量如何去外滩张贴大字报，把我的母亲吓得要命，再三劝阻我的父亲别做出头鸟。可那些已经在厦门做了多年单身汉的秀才们已忍无可忍了，趁着这春潮涌动的时刻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回家。1980年，秀才们“造反”成功了，学校又搬了回来。整整八年。那时我已进了高中，我早就度过了一个缺少父爱的孤独的童年。 二院又恢复了人气，学校回迁时带来了成倍增加的人口，后面的“排”拆了，造了新的楼房。我不再熟悉二院的每一张脸，因为那时我已在学校住读了。 　　……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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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栏玉砌应犹在(杨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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