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中国建筑”的现实的讨论不尽然是轻快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难以纯净的、“杂声”的物质现实,无法用任一种既有的理论囊括——正是这样的前提,改变了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对我们的意义,它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变化在每一情境中的必然。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不管听众是如何急性子,小故事还非得要从头说起。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既取材于实景,本身也兴趣盎然的写作,这样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