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古镇梅城

　　钱塘江是我国*有魅力的江河之一，她哺育着流域人民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钱塘江功不可没。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建德人”就已生活在寿昌江畔；新石器时期，有距今12000-8000年的“上山人”，及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人”，分别在江畔创造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古越人凭借钱塘江，创造了“越文化”，考古发掘证实古代的河口滨海地带是越文化发源地；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已有人工种植的水稻，距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水井，说明那时已有灌溉农业和生活供水设施；“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也都证明，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两岸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喻樗于建炎二年（1128）中进士，曾任玉山（今属江西）县尉，“为人质直好议论”（《宋史·喻樗传》），且议必中的。时赵鼎从朝中要职去官，闲居常山，玉山与常山毗邻，喻樗便前往拜竭，并当面向赵鼎提出建议：“公事奉圣上，要多以治国之道开导而少施行，开导之际要多表示诚意而少讲话。”赵鼎深以此语为异，十分赞赏，引之为上客。后来赵鼎都督川陕、荆襄，都聘喻樗为僚属。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兵大举进犯江淮，赵鼎当时担任着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的重要职务，主持军事，坚决主张抵抗，高宗也拟亲征。这时，喻樗往见赵鼎，问他：“御驾亲征，六龙临江，兵气百倍，士气正旺。然而公认为这次出征有多大的取胜把握？这次军事行动是否属于试探性的用兵呢？”赵鼎说：“历年以来，我国节节败退，民心不振，士气低落，而敌人十分骄狂，在这样的形势下，已别无选择，不能再退，故而极力建议皇上抵抗。至于成败与否，我心中还确实没有数哩！”喻樗说：“如果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那么就应该预先考虑好退路，以防万一，不要使皇上受到危险。”赵鼎向他请教办法，喻樗建议起用刚刚被罢免的抗金名臣张浚，命其总督江、淮、荆、浙、闽诸路军马，任宣抚使，总管军队和地方钱粮后勤，作为后方接应，这样万一前方有变，也可以有退路。赵鼎认为喻樗讲得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上奏高宗，说明利害，建议重新起用张浚，说：“张浚人才，陛下终弃之乎？”高宗明确表示：“朕用之。”遂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张浚从贬所福州赶来临安（今浙江杭州），拉着赵鼎的手说：“你的这些举措十分符合人心，深受百姓欢迎。”赵鼎笑着说：“这都是子才的功劳啊！”从此，喻樗往来于这两位执政大臣之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年十月，高宗进驻建康（今江苏南京），以鼓励士气。年底，金兵因缺粮，加之岳飞部将牛皋的打击，只得退兵，这次抗战赢得了胜利。不久，赵鼎推荐喻樗为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金兵北撤，抗战胜利，赵鼎和张浚都十分兴奋，两人的感情很融洽，“相得欢甚”。朝廷决定拜两人为相，人们都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和奖赏，是对有功之臣的提拔重用，是符合民心的大好事，对国家十分有利。但喻樗并不这样看，他对两人同时拜相的好消息持悲观的态度。他认为，赵、张两人同任枢密院可以，但同处相位不行。因为枢密院是个军事机构，比较单一，而宰相之位要统管全局，要求更高。张浚可以接任赵鼎掌管枢密院，继续执行赵鼎的策略和做法，以保证“气脉”延续，由赵鼎一人任相。如果两人任相，对军国大事一旦有分歧，就会影响大局，造成“贤者自相背戾”的局面，这样对国家、对自己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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