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形成了以民间创业创新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进程。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一系列浙江特有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支撑促进其作用不断强化。作者试图用“一条主线、两个主体、多个因素”为分析架构，多视角透视浙江这波澜壮阔的30年。 

浙江是中国市场化进展最快的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形成了快速渐进的古典式制度变迁过程。本书以浙江制度变迁路径为主要脉络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空间结构、区域比较等多个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全面展开浙江以创业创新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进程。

卓勇良（1955-）。生于上海，长于宁波，毕业于杭州大学。现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浙江省发展研究中心副处长，新疆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助理，1996-1997年在日本进修。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发表有200余万字学术研究、调查报告、散文等文章。20

第一章 挑战沼泽
　　第一节 经济活力之谜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公式，认为经济增长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率，如果储蓄率为一常数，则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地等同于资本的产出效率。可是问题在于，这一决定区域发展的资本产出效率，又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显然，哈罗德-多马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认为，传统社会关键性的失败是属于观念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缺乏革新者，缺乏那些受经济的及其他的刺激或观念的影响而去积极探索技术变革的人。这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说法十分相似，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可是罗斯托所说的观念也好，韦伯的新教伦理也好，这些又都是如何形成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因素。舒尔茨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个方面，即医疗卫生、培训、正规教育、成人教育、迁移。如果机械地以此来分析浙江经济，则同样难以得到正确答案，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在这五个方面的投资，均列全国较后位次。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上，各国和地区在这五个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比较薄弱，若硬按舒尔茨说的分析，则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如舒尔茨所说，“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未能解开现代富裕之谜”，“公认的经济理论在解开现代富裕之谜方面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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