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梁启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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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09年03月01日
  • 开 本:12k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6033930
  • 丛书名:名人名传系列
作者:梁启超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年04月 
编辑推荐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行者。
  《王安石传》是代表作者“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
  梁任公为人物作传,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的。1901-1904年间所撰中外人物传记,是为佐证自己的“新民”思想而作;1908年所撰《王荆公》,则是为佐证自己“立宪”理想而作。他以为王荆公正是“理想的立宪派”,所以洋洋二十万言的巨传,“非关一代兴亡大计”之个人生活琐事,不及千言……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该传根本就没有把人物形象塑造起来。但从史学角度看,梁氏把王安石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各方面成就作了系统的叙论,写出了其人的历史个性,所以应该说历史化的形象得到了树立。”(杨俊才《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
“如《王荆公》作为评传,以纵横交错的谋篇布局的方法,把传主的生平思想活动和相应的时代背景组织成几大块面予以全面系统的评述,令人耳目一新。”(朱文华《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
“他**个向西方学习,革固鼎新,撰写了数十万言的人物传记和传记理论,从而使古老僵化的中国传记文学,在20世纪初期呈示出现代化的转机。”(戴光中《梁启超与传记文学》) 
内容简介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数为第一义”,详细论述荆公“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同时,“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
《宋史》记熙丰富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篾荆公处皆一一详辩之,别为考异若干条。
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覆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内方闻之士有以教之。
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士,却生前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做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行者。本书是代表其“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钩稽甲乙、衡量是非,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一段真实的历史。本书视角独特、意识创新、论述严谨、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
目  录
例言
第一章 叙论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八章 荆公与神宗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一)总论
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第十三章 荆公之武功
前  言
整理说明 一、《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旨在网罗民国时期的学术精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成果提供经过校勘整理的读本。 二、丛书编选范围原则上起自1911年民国建立,迄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选诸书均为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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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干禩,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干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
  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
  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祜、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
  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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