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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部学者写给领导的书。历史事实是相对稳定的，历史的意义却历久常新，众多知名学者撰文，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表述，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读本。

目　　录

建业大计
　武王克商
　周公“制礼作乐”
　“以蕃屏周”
　“便国不必法古”
　司马错定蜀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李斯上书止逐客
　秦始皇罢侯置守
　张良画策定汉基
　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
　诸葛亮隆中对策
　苏绰和“六条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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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
周武王三十七年（前1027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北），一举摧毁了商军，商朝随即灭亡，史称“武王克殷”或“武王克商”。
周武王能一鼓而灭殷，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周一方考察，武王父亲周文王的全面、周密的部署和武王审慎而不失时机地发起决战，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为灭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体说来，在他的前四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记·周本纪》），辛勤治国，增强实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在他去世之前的第七年，他“受命”称王，实际上已拉开了灭殷的序幕，灭殷进入了战略准备阶段。《尚书大传》载：“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亦载此事）
虞（今山西平陆北）和芮（今陕西潼关西北）是殷的属国。两国发生了领土争端，本应找他们的共主殷调停，但却慕周文王的威名，“相予朝周”，请周文王加以裁断。二国君“乃入周”：
　　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祗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
　　所以，“断虞、芮之讼”既是周文王威望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个标志，又是周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瓦解殷商并取得了明显优势的标志。
伐犬戎和密须，意在解除后顾之忧。当时周的中心在歧下，犬戎在它的北方，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在他的西方。文王要东进伐商，扫荡掣肘的小国，确为周到的考虑。
紧接着就是开辟通道。耆（亦作黎，今山西长冶西南）、于（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东北）都在商朝政治中心的西面，由北向南连成一线，构成了商王朝西面的藩篱。周文王在他最后的几年将它们一一翦灭，就彻底扫除了周东进的障碍。朝歌已被置于周的矛头之下。
在这种情势下，周文王把国都由歧迁至丰（今陕西户县东北），使指挥中心进入了更为方便的位置。周灭殷的准备工作至此已完全就序了。不幸，文王在这个时候去世了，灭殷的重任便落到了武王肩上。

武王克商 周武王三十七年（前1027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北），一举摧毁了商军，商朝随即灭亡，史称“武王克殷”或“武王克商”。 周武王能一鼓而灭殷，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周一方考察，武王父亲周文王的全面、周密的部署和武王审慎而不失时机地发起决战，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为灭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体说来，在他的前四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记·周本纪》），辛勤治国，增强实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在他去世之前的第七年，他“受命”称王，实际上已拉开了灭殷的序幕，灭殷进入了战略准备阶段。《尚书大传》载：“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亦载此事） 虞（今山西平陆北）和芮（今陕西潼关西北）是殷的属国。两国发生了领土争端，本应找他们的共主殷调停，但却慕周文王的威名，“相予朝周”，请周文王加以裁断。二国君“乃入周”： 　　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祗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 　　所以，“断虞、芮之讼”既是周文王威望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个标志，又是周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瓦解殷商并取得了明显优势的标志。 伐犬戎和密须，意在解除后顾之忧。当时周的中心在歧下，犬戎在它的北方，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在他的西方。文王要东进伐商，扫荡掣肘的小国，确为周到的考虑。 紧接着就是开辟通道。耆（亦作黎，今山西长冶西南）、于（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东北）都在商朝政治中心的西面，由北向南连成一线，构成了商王朝西面的藩篱。周文王在他最后的几年将它们一一翦灭，就彻底扫除了周东进的障碍。朝歌已被置于周的矛头之下。 在这种情势下，周文王把国都由歧迁至丰（今陕西户县东北），使指挥中心进入了更为方便的位置。周灭殷的准备工作至此已完全就序了。不幸，文王在这个时候去世了，灭殷的重任便落到了武王肩上。 武王继位之后，面对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一方面，文王称王、扫除东进的障碍，已使整个国家进入了灭殷的轨道，但是，商王朝也有所警觉，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商王朝虽衰，但仍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和一定的号召力；而武王新即位，不仅实，力与商有一定差距，自己的威望也多是借重乃父的余泽。这不能不使武王既继续执行文王灭殷的大计，又要在实施时多方考虑，谨慎行事。因此，在即位的最初两年，他不敢轻举妄动，只是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史记·周本纪》）而已。 两年后，周武王才举行了第一次大的军事演习。他仍小心翼翼，借重文王的声名： 武王上祭于毕（按：文王墓地名），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毒，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史记·周本纪》）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武王对自己实力和威信的大检验。虽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且皆曰：“纣可伐矣。”但武王仍沉着冷静，回答诸侯们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所谓的“天命”，实际上是“时机”。 又过了两年，“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商政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武王认为灭殷的时机来到了。 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周军渡过盟津与诸侯之师会合之后，武王“作《太誓》，告于众庶”，进行了临战前的第一次动员：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遢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周军士气高昂，长驱直入，“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荀子·儒效》），寻找商军主力决战。在仅距当时商都七十里的牧野，周武王又向全军发表了誓辞，史称《牧誓》。其略曰：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慕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时候，到达牧野参加灭商的诸侯军队，仅兵车就有四千乘。 商纣王得知周武王陈师牧野的消息后，“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决战在牧野展开了。“牧野洋洋，檀车煌煌”（《诗经·大明》）。武王首先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勇士到商军阵前挑战，紧接着即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即逃回王宫，登鹿台自焚而死。历时六百余年的殷商王朝被灭亡了。 战略准备的完成，只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最后胜利的取得还有待对决战时机的把握。周文王深谋远虑，周武王当机立断，牧野一旦而灭商，非侥幸而成功，实两代人智慧的结果。周公“制礼作乐”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这大约即是后人称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根据。其所以“礼”、“乐”联称，是因为古代所谓的礼，是指以政治制度为主的一系列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而乐则与这些制度密切相关的。 周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叫姬旦，史称周公或周公旦。他参加了武王领导的伐纣灭商的战争。之后，又协助武王处理商遗民等重大事务。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即代行国政，亲自率军东征，平服了商纣儿子武庚和东南地区的叛乱。东征胜利之后，又组织营建东都成周，加强对“殷顽民”的控制。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在政局基本稳定之后，周公便着手进行较全面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制定；所谓“制礼作乐”，大约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内容，因为材料的限制，史学家们各有不同的叙述和推测。大体说来，它包括君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的制度、官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原则、音乐、舞蹈的规则，等等。 我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可以说自周成王始。殷商君位有子承父位，亦有兄终弟及。周之先人古公亶父传位给三儿子季历，说明当时周人也不实行嫡长子继承。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国政，即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风波；后来周公“理所当然”地归政成王，都说明宗法制度已深入人心，嫡长子继位已是不容更改的规则。荀子说：“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荀子·儒效》） 　　这就是指周公建立和维护嫡长子继承制而言的。这一制度，旨在建设王权转移的合法秩序，抑制一般统治者对王位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种仅从血缘关系来确定继承人的方式，显而易见地存在着数不清的弊端，受到后代先进人们的抨击和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 周朝之前，“生无爵，死无谥”（《仪礼·士冠礼》）。 　　周代始有了爵、谥制度。所谓爵，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的法律体现。周代的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王及公、侯、伯、子、男”“各居其列”（《左传·襄公十五年》），这种严格的等级界线的划定，标志着我国奴隶社会已经相当成熟了。所谓谥，就是人死后别人给死人所加的美称，它实际上是当权者对死者的善恶功过的评价，以褒贬逝者的形式而警戒来者。爵、谥制度为后代所继承，推测大约起源于周公。 周朝的官僚组织及制度，比商朝更加健全了。辅佐周王进行统治的，相传有三公，即太师、太傅和太保。周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史记·周本纪》）。 　　在师、保之下，有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的明确划分，总称“三事”。其中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之外，还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西周地方行政分为国、邑两级。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封地称“邑”，行政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与王室相同，只是规模相应小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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