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本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已出版多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集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著作。全书以时间为序，“上编”、“中编”和“下编”分别叙述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并用“补编”的方式叙述了我国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来新闻事业的变迁史。作者认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形态特征分别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和“定于一尊”。这是“史实”的一条线。“绪论”和各章“简论”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史论”。基于各章史实，本书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在横向上论述了在中国环境中主要生长出了“利器媒介”、“喉舌媒介”和“官营媒介”；在纵向上论述了中国媒介发展的沿革呈现“承袭型”，发展的动力是“政治推进”，生存方式为“依附生存”。此外，无论是“史”还是“论”，本书对1949年以前的民营媒介和自由主义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本书被方汉奇教授誉为“体例新，内容新，观点新”，“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理论勇气”，以及“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并认为此书于“史胆、史识、史才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十分难能可贵”。

上编 八面来风: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章 回溯: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溯源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甲骨文中已有“御史”的记载，自周代和春秋时代起，就有史官之设。史官既掌握国家的法典，又记载君王的言行，并规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史官的后一种职能颇有一点类似近代跑中央机关的记者。他们记载的君王言行，保存下来是历史，传播开来是新闻。
　　《墨子·明鬼篇》中记叙了杜伯追杀周宣王于圃一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射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作者强调“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既说明这件事是真实的，已经载入史册，又说明这件事在当时曾经作为重大新闻广为传播。
《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了“晋灵公不君”这段史实，当时任晋国史官的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还与赵盾面对面地辩论之后，“以示于朝”。“以示于朝”是说不仅写在史书上，还要把它公之于朝堂。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官不仅有时记录重大的朝政大事，而且也把这些大事作为新闻加以公开传播。
古代史官不仅记录宫廷事件，还参与国家的重大外事活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王和赵王的渑池会，里面就有史官活动的描述：“秦王饮酒酣，日：‘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日：‘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其后蔺相如以死相逼，请秦王击缻，秦王击瓴之后，“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日：‘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瓴。’”可见当时史官在记录重大新闻事件时，已注重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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