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讲义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作者完整地讲解了主流的理论和模型，同时通过引用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和经济数据，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作用与局限。作者十分注重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作者的语言通俗易懂，省略了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繁杂推导过程，这些特点使这本书非常适合国际经济学的初学者，他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厘清贸易理论的异同和关系。同时本书也十分重视描述“现实世界”，作者不仅描述了国际贸易的新发展状况，而且还涉及了一些贸易的历史，讲述过去贸易产生的影响，这不仅能够推进全书的结构，而且为阅读平添一份趣味性，同时引发读者思考未来国际贸易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方向。 

本书全面回顾了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的理论，涵盖了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如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贸易成本。同时，本书进一步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历史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演变，主要聚焦于重要的政策或有争议的问题，如多哈回合、反倾销税、区域主义和公平贸易。
本书突出了不同贸易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是如何互相联系的。与其他重视理论推导的教科书不同，作者希望读者理解理论与政策的相互作用。本书的特色是其讲义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在不需要额外的数学知识的情况下，完整地展示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

理查德•庞弗雷特自1992年起担任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经济学教授。此前，他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意大利博洛尼亚和中国南京设立的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庞弗雷特也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和德国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工作。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学两个领域。庞弗雷特的著作十分丰富，约有17种，包括《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他还专门编著了一本有关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教科书。除了学术领域的工作，庞弗雷特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顾问，参与了许多报告的制定工作，如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区域人类发展报告《模糊边界》（Bringing down Borders），2006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亚：通过贸易政策、交通和海关过境的区域合作实现贸易收入的增长》以及2007年4月欧盟的报告《中亚边境管理（BOMCA）项目贸易便利化效应评估》。

最近几年对贸易理论的发展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的贡献十分突出，如Marc Melitz（2003）以及Andrew Bernard、Bradford Jensen及Peter Schott（2006）都曾在理论分析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将非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内的单个生产厂商作为差异性个体来看待。 随着贸易开放和交易成本降低，出口产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将会上涨，而高效企业将成为出口贸易中的有力竞争者，低效厂商则可能面临破产（或仅仅在本国市场上占据利基市场）。 对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确实是高度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的，并且行业中大部分企业根本就不出口。人们普遍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然而出口是否加快了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则尚未定论。 在企业异质性前提下，出口商可以根据产品质量分类，也可以根据生产效率高低分类，这其中有一部分是高成本出口企业，而往往这一类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高质量的（Baldwin & Harrigan，2007），这一现象也能解释产品质量随出口目的地距离增加而提升的现象（Hallak，2006；Schott，2004），这是因为与高成本高质量的出口品本身相比，运输成本对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Charles Kindleberger（1951）率先研究了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分析了19世纪最后25年西欧国家如何应对谷物价格下降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受运输成本下降、农业机械化发展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结束的影响，北美和俄国对欧洲的谷物供给明显增加。西欧各国均通过谷物进口获益，但他们的应对政策却各不相同。
英国仍然坚持自19世纪上半叶就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尽管农民要求得到保护，但重视廉价谷物给工人实际工资带来好处的工业利益集团主导了国会。在丹麦，农民的影响力要大一些，但他们已经向畜牧业转变，并且利用廉价的谷物来加快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农民们充分利用了新相对价格带来的益处，而不是试图阻止这种转变。在法国，1789年的社会革命创建了以小规模农场为基础的农业部门，以及一套基于男性普选权的政治体制。这样法国农民感受到来自进口农产品的竞争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去采取保护措施，在进口导致谷物价格下降后很快获得了高额的关税保护。在德国，农民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当时东德的大地主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贸易保护，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西德非农业生产者对贸易保护的反对力量。但是他们和重工业（即那些很少关心较低食物价格对实际工资效应的生产者）形成了政治联盟，对进口谷物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实行贸易壁垒——史称“黑麦与钢铁联盟” 。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尽管谷物农业部门规模巨大，但是政治机构很少对其经济需求做出反应，贸易壁垒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建立起来。而谷物价格的下降也同时导致了向外国移民的增加而不是经济结构转变。这些不同的结果非常重要，且影响长远。意大利的移民对美国和阿根廷的社会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农场主和重工业的影响力为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德国军国主义和反民主倾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在法国，在整个20世纪，农场主的游说集团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