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三松堂自序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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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字芝生，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三松堂自序》可使读者了解冯友兰生平和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内容简介

     冯友兰所著的《三松堂自序》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为底本选编，以时间为序，回顾式的展现了冯友兰一生的经历。
     《三松堂自序》是“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冯友兰其人和思想。

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０)，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一九三一—一九三四)、《新理学》(一九三七)、《新世训》(一九四０)、《新事论》(一九四０)、《新原人》(一九四二)、《新原道》(一九四五)、《新知言》(一九四六)(后六种合称“贞元六书”)．英文《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v of chines0Philosophy)，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九六二—一九九０)等。

目　　录

《自序》之自序
壹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贰  哲学
  第四章  二十年代
  第五章  三十年代
  第六章  四十年代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
叁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肆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前　　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于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论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日“社会”，志环境也；日“哲学”，明专业也；日“大学”，论教育也；日“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挟之旧例，名日《自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几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日“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调某室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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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末帝制时期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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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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