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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昆仑》丛书系列；著名中医大师的学术评传。

内容简介

《王玉川学术评传》作为《中华中医昆仑》丛书中的一卷，采用评传体裁，记载了著名的中医大师蔡小荪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传承教育、养生之道和杰出贡献，展示了王玉川作为中医大家的独特人格魅力。王玉川是著名中医理论家、教育家、内经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与终身教授，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诸如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本书富蕴历史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实用性，对青年一代中医师坚定中医信念，培养医风医德，提高中医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作者简介

张镜源：山东海阳市人，现任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曾在陈毅、万里、谭震林、叶飞、张彦五位领导身边做秘书工作。离休后，立志在有生之年为中医药事业做些有益之事。在多方支持下，带领全体编审、工作人员用了3年时间，为中华近现代百年来150位著名中医药学家编撰出版了这部弘扬中医文化的大型传记丛书《中华中医昆仑》。以此献给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体魄康健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中医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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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臂挺身倡导中医现代化

王玉川在学校领导岗位上对我国中医现代化、中医药教育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建性的中医发展观，在中医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0年，“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然而中医界却仍存在着“中医必须独立发展”的思潮。对于事关中医未来发展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王玉川挺身而出，及时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医必须独立发展”的观点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独立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应积极倡导中医现代化，在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排斥西医。
王玉川将自己的思考整理为《谈谈我对“中医学术独立发展”的看法》，刊登在1984年第7期的《中西医结合杂志》上，在医学界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
王玉川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中医发展观。他从自然科学和《黄帝内经》的成书历史发展论证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弊端和危害。他说：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项技术都不是单靠它本学科的力量就能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专家也不是光凭他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勤快的双手成长起来的。王玉川还以西方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话来告诫读者：“我之所以在科学上有发明创造，只是因为我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你看我这个人个子很高大，其实我底下有人。”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没有其他人，包括前人的甚至是晚辈的帮助，就不可能成为专家，更不用说有什么发明和创造。没有联系就没有科学，没有联系就没有发展，没有联系就没有人类，没有联系就没有整个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僵死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独立发展”的本身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反映。

振臂挺身  倡导中医现代化
 
    王玉川在学校领导岗位上对我国中医现代化、中医药教育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建性的中医发展观，在中医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0年，“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然而中医界却仍存在着“中医必须独立发展”的思潮。对于事关中医未来发展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王玉川挺身而出，及时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医必须独立发展”的观点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独立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应积极倡导中医现代化，在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排斥西医。      
    王玉川将自己的思考整理为《谈谈我对“中医学术独立发展”的看法》，刊登在1984年第7期的《中西医结合杂志》上，在医学界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
    王玉川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中医发展观。他从自然科学和《黄帝内经》的成书历史发展论证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弊端和危害。他说：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项技术都不是单靠它本学科的力量就能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专家也不是光凭他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勤快的双手成长起来的。王玉川还以西方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话来告诫读者：“我之所以在科学上有发明创造，只是因为我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你看我这个人个子很高大，其实我底下有人。”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没有其他人，包括前人的甚至是晚辈的帮助，就不可能成为专家，更不用说有什么发明和创造。没有联系就没有科学，没有联系就没有发展，没有联系就没有人类，没有联系就没有整个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僵死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独立发展”的本身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反映。
    王玉川从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史的角度严厉批驳了“中医必须独立发展”的观点。他指出：“在公元9世纪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除了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外，在数学、天文、地理、冶金、化学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很多成就都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善于思考和富于创造的精神，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明清以降，由于封建统治者害怕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在实行‘崇本抑末’政策的同时，又大搞‘学术禁锢’。如明代不但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增加了八股文，还将宋代的程朱理学奉为学术界的正统思想，用客观唯心主义来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使许多学者在虚无缥缈、不尚实际、专事清谈的状态中消磨岁月。到了清代更是变本加厉，除了沿用明代的那套办法之外，还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企图禁止一切国际交流，又对知识分子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越出‘正统思想’的界线去搞发明创造，很多人便钻进故纸堆里去搞考据训诂之类的学问。因此，清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很少有什么创造性发现和创新。”
    王玉川从回顾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得到的启示认识到，学术禁锢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危害是十分可怕的，如果我们对中医学也来规定一个“正统思想”，强迫人民服从它的观点，不允许发表不同见解，不准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渗透，搞学术上的“闭关锁国”，或者叫做“关门主义”，其结果不堪设想。可以说王玉川的观点是振聋发聩的。
    王玉川还用《黄帝内经》成书的发展历史，从理论深层对“独立发展”观点再次进行了否定。他在文章中指出：《黄帝内经》经历了两千多年仍然有恒久的学术价值，后世许多名医的著作在某个方面或某一点上已经有了重大发展，有的还形成了一个学派或更为专门的一个学科，但在医学理论原则方面，始终没有能够超越《黄帝内经》的水平。《黄帝内经》汲取了它成书之前诸如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理、物理、解剖、心理、哲学等各学科的最新成果，其中凡是对医学有价值的东西，它都吸收进来。这种“拿来主义”是《黄帝内经》作者们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创造。他们运用新成果来整理、充实、提高医学经验，使之上升为能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而自成体系，才有可能创作出这么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
    王玉川认为，只要认真研究过《黄帝内经》就会清楚地看到，它虽然尽可能利用了当时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但不是东拼西凑而成书，而是把其他学科的好东西拿来，与医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再经过综合分析提炼，演变而成为医学上更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他说，阴阳五行学说就是经过提炼加工与医学融为一体，并有所发展，而成为既是阴阳五行自身，又不是它自身的新东西，成为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时代，引用阴阳五行学说的著作很多，不仅《黄帝内经》一家，然而其他著作中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早已成了古董，唯有《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至今还保留着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使用价值。王玉川告诫人们，如果《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在编纂《黄帝内经》的时候搞“关门主义”独立发展的话，那它肯定是短命的，即使保持到今天，它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也不会那么高，恐怕早就被历代医家名著取而代之了。如果《黄帝内经》的作者们仅仅汲取各门学科的最新成果，不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以及分解化合的转化过程，与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也不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
    王玉川经常在思考，如果《黄帝内经》的作者活到今天，面对着这么一个知识爆炸的新时代，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态度？是为了保持中医的传统理论不变，而将外来的其他学科的好东西一概拒之门外，还是仍然按照当年编写《黄帝内经》的老方针、老传统去对待各学科的新成果呢？是先把继承工作搞完了再搞发扬，还是把继承和发扬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呢？他深信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本学科自身各部分的联系，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任何科学也不可能有所发展。因此，“关门主义”的“独立发展论”，绝不是中医的传统，更不是什么中医的特色。今天，如果我们仅仅用“独立发展”来保持中医传统和突出中医特色的办法，那无疑恰好否定或抛弃了中医科学发展的历史传统，因而“突出中医特色”这个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也就成了“关门主义”的代名词。
   “中医现代化不能排斥西医”，王玉川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学界一些人仍抱着“中医与别的学科不同，有它的特殊性，中医搞现代化不能用西医，只能用西医以外的学科知识和技术”的旧观念。王玉川认为，这种特殊论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中医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看不到这一点就是错误的，搞中医现代化必须要同中医的现状结合起来考虑，不能照搬西医的经验和办法，这如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不能用西医的方法只能用其他科学技术的话，这个特殊论就变得太绝对了。因为西医科学与其他科学技术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医的许多基础理论，如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等都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并与人体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医特有的基础学科。西医应用的一些仪器并不都是医学家首先搞起来的，绝大多数也是利用了其他学科的成果，也是搞“拿来主义”发展起来的。现在有许多名老中医也积极主张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要改变中药的给药途径，特别是要搞注射用剂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开展中医治疗急症的研究工作。然而不运用西医的药化手段，就不可能把中药改成注射剂，尤其是静脉注射剂。不用西医的动物实验方法，就不可能保证中药新剂型在使用中不出危险。要是不掌握生物化学上讲的酸碱平衡、等渗等知识，就无法使用静脉点滴给药。
    王玉川对中医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研究，他认为，所谓中医的特殊性是与西医相对而言的，也是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中医从整体的宏观的方面研究得多些，西医从局部的微观的方面研究得多些；中医的理论抽象思维多于实验，西医的实验多于理论，多于抽象思维；中医的诊疗手段还是古老的那一套，西医的诊疗手段则采用了现代各学科的新成果；有的病应用中医疗效好些，有的病则应用西医疗效好些。总之，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两者研究的对象、服务的对象却是相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中医和西医都已认识到：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的统一，是不可分割的。客观实际也愈来愈证明，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减少，共同的认识正在逐渐增多，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正在日益消失。尽管它的速度是那样缓慢，但是它无可挽回地、永不停步地在向前发展着。如中医的“血瘀”和“活血化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是西医嘲笑中医的话柄，因为那时候的西医除了血栓之外，是不承认在活人的血管里会发生瘀血病变的。由于血流动力学理论的出现，西医发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病变，因此对中医的“血瘀”理论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王玉川用这个例子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活的机体，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都是对立的统一，从整体的宏观的方面反映出来的现象与局部的微观的变化，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用中医传统的语言来说，叫做“有诸内，必形诸外”。王玉川由此作出如下结论：中医与西医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所得到的不同认识终归是要统一起来的。目前西医还无法解释的某些中医理论，必将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得到证明，那种认为中西医不可能结合的观点也必将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那种以为中医现代化不能应用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强调中医的特殊性等说法，只能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自生自灭。
    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医的现代化仍是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王玉川的思考仍在提醒着我们，并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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