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国公众意见领袖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
　　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仇富就是民主的开始。基督教不是仇富吗？它说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财富批评得非常厉害。亚当•斯密也可以说仇富，因为他对工商势力攻击得非常厉害。美国不仇富吗？美国当然仇富啊。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本来势头不错，后来因为他花了400块钱理个发，他的总统梦就此基本就终结了。
　　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不是没有保护富人。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
　　**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像美国的老百姓那样，自己投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区内建经济适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有权决定—个房产大亨是该无罪释放还是该进监狱，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们，对穷人说话就会客气多了。
　　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而且这—趋势还有增无已。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会赶上非洲的一些穷国。而在那些国家，既无社会稳定，也无政治稳定，更无经济的繁荣。
　　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个的捐款多少有—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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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