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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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思录》译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忧国之作!
　　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进言为未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道德根基提供设想!

内容简介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较大变动的前夕，这一大变动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什么？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中国是会陷入一种持久的激荡或者僵化的停滞，还是能够走向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对此作者的忧虑与希望并存。
　　为了寻找出路，他对传统的三纲赋予新的涵义：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
　　通过这样的阐释，作者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如此，观点的差异乃至比较*的观点对立也就不足惧，而且是必要的。而他本人也希望本书的探讨能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尽一点力量，甚至进而言之，成为未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道德根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设想。

作者简介

　　何怀宏
　　北京大学教授。其著作《良心论》被学界认为“对传统哲学所做的工作是有突破性的”，于1998年11月获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珍重生命》获1998年全国青少年读物一等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在学界产生震动，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是“非常精彩的书”。

目　　录

引言
一 “纲常”是什么？
二传统“纲常”的形成
三 “纲常”后面的基本价值
四 “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
五今天的中国社会亟须重建纲常
一传统社会对“纲常”的反省与坚持
二近代以来对“纲常”的批判
三新的社会需要新的伦理
四新伦理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民为政纲
二义为人纲
三生为物纲
四新三纲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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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二）义（羞恶、勇敢、坚持）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里一是点出了义的基本性质，一是点出了“羞耻”，即义首先是一种对恶的禁令，是对犯恶的羞耻。如果说“恻隐”是德行的正面引发动力，“羞耻”则是德行的反面刺激动力，在有些人那里，后一种动甚至能超过前一种动力。
　　“羞恶”是“羞”人之恶，也是“羞”己之恶—如果自己面对他人的、社会的恶完全漠视、不予制止的话。当然，最优先的还是自己不主动犯恶，不管利诱再大也“羞恶”而不为。所以，顾亭林说，士人君子的道德修行先不用说那么高远，而不妨就从“行己有耻”开始。而孟子也早就说过，最大耻是无耻。如果一个人堕落到了一点羞耻心都没有的地步，那对他的确也就可能没什么指望了，除非他哪一天重新开始萌生“知耻”之心。
　　“知耻”是因为有“义”的标准在，是用“义”的标准衡量而觉其“不正”而感到羞愧。但仅仅有羞愧可能对“改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践行“义”的勇气。尤其是在纠正他人和社会的恶的时候，更需要一种充满正义精神的勇敢。勇敢并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循义而行的大义凛然，一个正义者的勇敢其实是来自绝对地服从正义，或者说是来自老子所说的首先“勇于不敢”，即不敢僭越，视正义为绝不可违背的真理，故此她/他方能够有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义”的德性方面，我想首先举出一位女性。当她挺身而出的时候，她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就是林昭。当一次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席卷而来的时候，本来并没有冲击到她，她不难旁观过去，然而她的良心却让她看不下无中生有、伤害无辜，看不过对年轻学生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于是她在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夜晚的斗争大会上，站出来维护与自己一起编《红楼》杂志、被斗争的同学张元勋，在群情汹涌的质问下她昂然报出自己的姓名：“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而且，她正像遇罗克所说的那样一种人，“开始勇敢，最后仍勇敢”，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不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迫害和摧残却依然不断抗争，直到她入狱，直到她被投入死囚大牢，直到她最后被处死，只活了36岁。她是一个感情细腻的美丽才女，有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然而，为了一种正义的信念，她可以接受种种不可思议的折磨和侮辱，“虽千万人”而不顾，即便“九死而不悔”。
　　而当林昭被监禁在上海狱中的1966年，又有她当年维护的张元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悄悄看她，张元勋此时也是刚从被判刑八年的狱中出来，在河北的一个劳改农场。而张元勋也的确为这次探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通过他的一次面见记述，终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本来无法得知的，林昭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形象。多年后，张元勋的一位同窗邓萌柯如此写道：

（二）义（羞恶、勇敢、坚持）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里一是点出了义的基本性质，一是点出了“羞耻”，即义首先是一种对恶的禁令，是对犯恶的羞耻。如果说“恻隐”是德行的正面引发动力，“羞耻”则是德行的反面刺激动力，在有些人那里，后一种动甚至能超过前一种动力。

“羞恶”是“羞”人之恶，也是“羞”己之恶—如果自己面对他人的、社会的恶完全漠视、不予制止的话。当然，最优先的还是自己不主动犯恶，不管利诱再大也“羞恶”而不为。所以，顾亭林说，士人君子的道德修行先不用说那么高远，而不妨就从“行己有耻”开始。而孟子也早就说过，最大耻是无耻。如果一个人堕落到了一点羞耻心都没有的地步，那对他的确也就可能没什么指望了，除非他哪一天重新开始萌生“知耻”之心。

“知耻”是因为有“义”的标准在，是用“义”的标准衡量而觉其“不正”而感到羞愧。但仅仅有羞愧可能对“改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践行“义”的勇气。尤其是在纠正他人和社会的恶的时候，更需要一种充满正义精神的勇敢。勇敢并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循义而行的大义凛然，一个正义者的勇敢其实是来自绝对地服从正义，或者说是来自老子所说的首先“勇于不敢”，即不敢僭越，视正义为绝不可违背的真理，故此她/
他方能够有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义”的德性方面，我想首先举出一位女性。当她挺身而出的时候，她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就是林昭。当一次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席卷而来的时候，本来并没有冲击到她，她不难旁观过去，然而她的良心却让她看不下无中生有、伤害无辜，看不过对年轻学生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于是她在1957
年夏天一个闷热夜晚的斗争大会上，站出来维护与自己一起编《红楼》杂志、被斗争的同学张元勋，在群情汹涌的质问下她昂然报出自己的姓名：“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而且，她正像遇罗克所说的那样一种人，“开始勇敢，最后仍勇敢”，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不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迫害和摧残却依然不断抗争，直到她入狱，直到她被投入死囚大牢，直到她最后被处死，只活了36
岁。她是一个感情细腻的美丽才女，有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然而，为了一种正义的信念，她可以接受种种不可思议的折磨和侮辱，“虽千万人”而不顾，即便“九死而不悔”。

而当林昭被监禁在上海狱中的1966
年，又有她当年维护的张元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悄悄看她，张元勋此时也是刚从被判刑八年的狱中出来，在河北的一个劳改农场。而张元勋也的确为这次探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通过他的一次面见记述，终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本来无法得知的，林昭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形象。多年后，张元勋的一位同窗邓萌柯如此写道：

张元勋千里迢迢去探视狱中的林昭，不是为了爱情，也不是亲情，说是为了友谊还不足以概括这件事的原因、结果和价值。我思考了很久，认为是为了被中国人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义”字。张元勋也把这个“义”字张扬到极其高不可攀的高度。在那个时代，朋友之间反目成仇，亲兄弟形同陌路，夫妻相互揭发，……为了生存，人们抛弃了“义”，实在是无可厚非。正因为可以原谅某些“不义”的弱者，而更不应该忽视“大义”的强者。像张元勋这样，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不计成破利钝，丝毫没有私利的考虑，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打算，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他也确确实实承受了第二波打击，这绝不是一般芸芸众生能做出的事情。是仗义豪侠，是义薄云天，是替天行道，是可以和程婴、公孙杵臼相比的义举。

张元勋的这次探视所体现的，的确主要还是一个“义”字，虽然还是会有惺惺惜惺惺、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友情，甚至心底还是会有一种哀伤温婉的亲情，包括对当年林昭以一少女之躯，不惜以卵击石来维护他的勇敢当涌泉相报的“情义”。

这是一些最基本的情义，或者说，这里的“义”正是为了维护这些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亲情和友情的“义”，这里的“义”正是为了抵制让“朋友之间反目成仇，亲兄弟形同陌路，夫妻相互揭发”的反常政治之“义”。我这里首先想特别强调林昭最初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同学、维护真情和真相的道义，那时她还没有达到她后来的那种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和信仰回归，甚至可以说她那时基本还是相信当时的政治教义和组织的，故而还感到“良心与组织性”的矛盾，但是，她不能忍受这种教义和群体对最基本的道德的侵犯，比如说言行不一、无中生有地伤害无辜，尤其是伤害年轻人，出于最基本的同情心，同学情谊和对真相的尊重她就挺身而出。其次则是她的大义凛然的坚持，在当时那样一种从上到下、弥漫社会的高压下，一般人是很难如此坚持的，一般人做出一定的调整、顺应或妥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林昭却决不屈服，绝不妥协，而她的精神和思想也更加深化和丰富了，她开始认识到这一切迫害和压制的根源，她重新开始了对真正的美善和正义的追求，于是，从一种最基本的道义始，至一种圣洁的精神止，最初的道义在她那里焕发出至巨的行动力量和至高的精神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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