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丛书系列之一：民主的限制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不左、不右，不“五毛”
　　打破对“民主”、“自由”的误读和误解
　　解答什么样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
　　我所认识的赵鼎新教授，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社会学家的敏感。
　　他在立场上很难归类，也常常为庸众所误解。然而，这正是一个社会学家的本色：不向权力靠拢，也不取悦于大众，只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冷静地告诉世界：其实皇帝和他的造反者，都没有穿衣服。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称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
　　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但我没有任何乌托邦情怀。
　　我与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民主的限制》这本关于民主与社会运动的作品，在这个民意沸腾的时代，在这个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适逢其会。
　　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什么？民主应该怎么推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好是坏？当微博改变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大概以为，我们朝着民主迈进了一步。其实，我们只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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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著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天安门的力量》（英文版）等。《天安门的力量》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图书奖、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图书奖。

目　　录

自序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
辑二 [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抗争35年来的走向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伦敦骚乱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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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自  序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我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会影响我做学问时选题和提问题的方式。但是，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树立了问题意识后，在解答问题时我遵从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在国内会引起持有不同价值观人士的兴趣、不满和误解。我做学问的这一方法并不仅仅来自于我的学术训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相反，我认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结果。

我不觉得我的声音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多大的共鸣，我只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讲伦敦骚乱中推特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有何不同，讲了英国的推特如何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行动。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这篇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推特而已。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推特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并依照学者做课题时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对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作了初步总结。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从分析视角来论述的，最后一部分则得出了初步结论。

中国的微博特色 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微博具备什么性质呢？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离我远的、近的人都能听见；如果我在桌上刻个字，离我远的人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这些话说完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话传得远，写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其中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人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制造和维护其神秘感；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上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裁，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地在新闻中被展现的。久而久之，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秘感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长此以往，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且可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这个报价“新浪微博粉丝2元1千，17元1万”，那个鼓动你拨打某某粉丝热线，说是今日特价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前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面前，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下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某一天你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碰到一个人，他不但与你话不投机，而且品行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的面把该人数落一番，并把聚会搅得不欢而散，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不怕受到任何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都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戾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和国家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Le
Bon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是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边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一边喊着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我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的推特与中国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同：美国的推特一条只能显示140个英文符号（写不了几个字），它的微博评论只能显示5条，转发次数最多也只能显示出50+，并且美国的推特没有长微博功能。我不知道推特公司作出这些限制是出于什么考虑。但因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推特不能够替代博客的功能，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重大争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是在博客空间里进行的。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地添加评论，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带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国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加大了“水军”在中国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其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美国的推特完全没有取得微博在中国的地位。

微博论战多涉及意识形态层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层面，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正确或错误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的，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比如，针对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微博上引发了一场争论。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是，我马上发觉支持韩寒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了韩寒是他们的盟友，并且认为对韩寒打假是政治阴谋。对他们来说，如果韩寒倒了就意味着自由主义倒了。韩寒作品代笔问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被大家称之为“韩粉”的群体。韩寒不用读大学却成为知名小说家和公知，不用努力却能挥金如土，再加上韩寒打扮得很酷，既能开赛车又能作曲唱歌，比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生活哪个年轻人不羡慕？他们对韩寒的崇拜犹如宗教信仰，而保卫韩寒自然就成了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都可以是例外，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这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民众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 
　　我以“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做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即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占据强势地位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们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其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得以长期维持。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共识的缺乏，而这种共识的缺乏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而国家又拿不出可替代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因此，国家不得不把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绩效”上，并失去了建构一个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是，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也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第三，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很模糊，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简而言之，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第四，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先前讨论的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相对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在我“穿着马甲”观察微博期间，就见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声明，而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

1.
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它带给我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2.
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当今中国让人愤怒的事太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会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这更适合于我的兴趣和个性。

3.
因此，我今天删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讨论××这种肮脏的事情，××接受采访前后矛盾和撒谎的样子太恶心，××这类事情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这样的人你绕也绕不开。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我给“对抗国家”加上引号是想指出当前出现的不少“对抗国家”的“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骗子和文化骗子特别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消费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如果有人说微博在今后的一场“狗尾巴草革命”中会扮演主要角色，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种微博环境下引发的动荡，其后果不可小觑。但是，在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观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是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动荡之后，他们中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会对以前的天真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立即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试图带着更为天真、既可怜又可恶的百姓，把中国从灾难引向灾难。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的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预测变成现实。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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