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第四辑

《新哲学.第四辑》包括了四个主题，它们是我们时代哲学的角色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探索、中国哲学：探索与新视角、近代中国思想语境中的“激进”与“保守”。
哲学在我们的时代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世界性的恐怖主义、不同文明的尖锐冲突、生物技术引发的生命及人性和伦理问题，过度追求增长而造成的自然和生态循环的失常、世俗化利益追求和消费文化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棘手，令我们十分不安和困惑，哲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公众不仅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就是哲学家之间往往也彼此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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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男，1957年出生，河南省汝州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教授。1979年至1983年，在郑州大学哲学系学习。1983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3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指导导师楼宇烈，毕业论文《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师从张岱年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1987年至1988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博士论文《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开拓了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较的新领域，并以不少新的观点，受到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圆满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先后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职务；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州学刊》编辑委员会委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2004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和专题课程，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先秦哲学、道家哲学和魏晋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中日近现代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在日本近代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也有所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编后卮言

在我们的时代，哲学遇到了许多挑战，首先面对的便是世俗化的挑战。世俗化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实际和现实，人们热衷于具体的和感性的世界，对抽象的事物和形而上学敬而远之；人们衡量事物的方式是当下的需求和利益，是直接性的有用和无用，而不是超越性的信念和价值。除了直接的实用性，其他都不用多管，这是世俗社会的基本信条。这也是中国从过去的“政治取向”走向“经济取向”而发生的变化。在政治取向之下，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在世俗化取向之下，“哲学”又变得一无所能。大众总是要问，这有什么用？他们不能想象也不能容忍在实用之外还有非实用性的东西。

惠施与庄子是一对论敌，也是好朋友。惠施常用“无用”来评论庄子的“大道”之言，庄子理直气壮地嘲讽惠施的狭隘性，认为惠施“拙于用大”。庄子深刻地思考了“用”的意义，在他那里，“用”不再是固定之物，“用”完全随着我们的心灵境界而变化；常人只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常人只知有神奇、有臭腐，而不知道“臭腐”可化为“神奇”，“神奇”也可化为“臭腐”。庄子追求精神超越，不为世俗之用所动，因为他知道世俗之用容易腐蚀人心。《庄子天地篇》记载的担心产生“机心”而拒绝使用机械工具进行灌溉的那位丈人，相信“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o道家一般被认为是抵制“技术文明”的，庄子歌颂的这位丈人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不必抵制技术文明，但技术文明不是一切，“工程”更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水到渠成，虽然我们总希望像加工土木那样加工“人心”。

哲学不必也不可能向世俗社会去证明它的“实用性”，哲学被世俗视为“无用”，不是贬低了哲学，这正是哲学的幸运。哲学一旦要去迎合世俗的需要，它就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高贵。王国维曾这样为哲学和美术申辩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日‘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因此，哲学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它自身如何达到超越。哲学必须毫不动摇地服从于它的天职，坚持不懈地扩展人类的心灵和理性，追求信念和永恒。哲学不能受制于世俗一时的利害，更不能为迎合世俗化的需要而煞费苦心，它必须抽身于世俗，享受孤独，远离媚世、媚俗的噪声。黑格尔告诉我们说：“愈彻底愈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愈沉默。哲学界浅薄无聊的风气快要完结，而且很快就会迫使它自己进到深入钻研。但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 Scache)，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黑格尔：《小逻辑第三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1）

人们常说中国人有一种“中庸”和“折中”的性格，他们不喜欢走极端，而是在彼此矛盾和冲突的事物中寻求一种平衡和调和。中国人的这种智慧在人事关系中的运用，称得上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也许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中国人不善于把中庸和折中的智慧运用到重大的国家政治事务中，在这个地带，“中庸”突然变得水土不服，一筹莫展。刘笑敢师兄曾写过《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一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照他的诊断，近代中国有一种近似病态的心理，就是朝着两极化的方向拼命地“走极端”，失去了“分寸感”和中道理性。人们也许记忆犹新，近代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个极端是追求革命、革命、再革命，在文化上的一个极端是要求破旧、破旧、再破旧；与此相对的极端是食古不化，守旧不渝，也就是鲁迅强调指出的中国改革的艰难。20世纪90年代，姜义华与余英时先生围绕“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曾经有一个甚至是伤感性的争论，彼此对清末以来中国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究竟何强何弱的判断大相径庭。这个很难作出量化的问题，一开始就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实际上，如果把二者放在潼代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去理解，就不会单纯地把问题归罪于一方。在近现代中国，激进与保守的两个极端恰恰是一对孪生子，二者互不相让，彼消此长。孙中山追求政治革命正是对慈禧一味坚持政治保守作出的反应；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也与蒋介石拒绝政治改革互为因果。政治的艺术性，是善于在不同的倾向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倾向之间达成一种折中性的谅解，政治作为一种“智慧”，也是善于向“政敌”作出“妥协”。据称林肯曾经对他的政敌非常友好，这使一位官员感到不悦，这位官员认为林肯不该试图同他的敌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但林肯说当他们变成他的朋友时，正是“消灭”了他的敌人。邹谠评论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认为参与这场事件的双方都采取了要么是全赢要么是全输的二元极端立场，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也早就揭示了中庸之道的政治智慧。未来中国政治面临着如何在保持经济改革的同时“主动”转入相辅相成的政治改革的巨大课题。要想摆脱激进与保守的两极性魔掌，那就必须要学会运用中庸的政治智慧。

哲学之新 新在问题

余敦康

我觉得《新哲学》的创意很好，问题是它要新在何处。

我在1948年读高中时，我哥哥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从昆明给我带回冯友兰的《新原道》，当时我觉得我们的课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程是新的，而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太陈旧了。五十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新在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新哲学建立起来了？在冯友兰先生的纪念会上我曾经说过：“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有人就说余敦康不懂马列，可我在北大读哲学系时的马哲课是五分。（笑声）“文革”以前的马列是没有建树的，结果造成了“文革”。“文革”以后这二十五年来，马列主义哲学搞出什么新哲学来？马列哲学家应该感到汗颜，感到难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马列主义理论家没有搞出新哲学来，他们脱离了时代。而且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但是作为一个马列主义哲学家，没有把这个东西总结出来。现在主要由马列主义哲学家搞的哲学系统工程，是花国家大笔的经费，而编写的教材没人愿意看，这是哲学的悲哀。这和我1948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书时候的情景不一样。五十多年来，马列主义哲学毫无建树。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趋势，便是许多搞西方哲学的人回归中国哲学。我们不能按照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对哲学进行划分，哲学就是一个统一、一元的东西。一个哲学家可以从逻辑学或美学之内搞起，但最后要归结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可是在解放后，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把哲学分为好多个系，并且彼此互不来往，没有共同语言，壁垒划分，连工匠都不如，哪里还有理论家、哲学家？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理论前提，预设理论家、哲学家只能是最高领袖，我们只是哲学工作者，我们只是给领袖或者说理论家做点注释而已，否则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现在这些年我们一直想把中西哲学打通，想找出一个内在的东西，搞出一个新哲学之新来。比如说王树人先生现在最得意的是关于“象”的问题。这很好，我非常佩服。张世英先生的“进入澄明之境”、“天人之际”，走上了把海德格尔和老庄联合在一起的道路。邓小芒也说我搞康德是用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我说他是走进了第二国际。他是用康德来转化马克思主义，用心良苦，是想搞出一个新哲学来。

我觉得现在新哲学新不出来，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倒不是怪哲学家们。比如金岳霖先生后来不看重知识论，看重论道。他认为知识论可以站在外面看，没有自己，而道呢，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判断知识论的对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而判断道德形而上学标准要有一个整个的人。冯友兰先生是搞新实在论的，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新原人》、《新原道》，体现了中国哲学“极高明而中庸”。所以，所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哲学的人，不管是搞西方哲学的，还是搞中国哲学的，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问题。

王晓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文化的转型问题。一个文化是要不断地转型，西方文化就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最后转型成功了。中国哲学在历史上有很多次转型，举大的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三代到春秋战国的转折，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追本溯源，写了八万多字，专门来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找一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宗教源头。然后就到了春秋时期，怎样通过一个长期复杂的、曲折的过程来产生新哲学，这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过程而不是思辨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思辨的真理不是科学的真理。可以说，第一次文化转型中国成功了，第二次的文化转型是在宋代。为什么是在宋代呢？因为中国当时面对佛教，中国险些变成一个佛教国，所以宋明理学家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进行转型。我反复研究当时的哲学家，比如说当时张载，以及包括汉代、唐代的哲学家对“中庸”、“天命之为性”这些话读不懂了。为什么？因为面对着当时佛教高深的哲理挑战，儒学无法应对，宋代的哲学家用理学来迎接这个挑战。经过从宋代到清朝八百多年的努力，这次转型成功了。可是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年来的转型失败了。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是什么，有的人用西方的科学概念否认《周易》，认为《周易》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他们是用西方的科学观来看待中国哲学。中国有自己的科学观，这在西方看来可能不是科学。关于宗教也争论不休，说什么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从佛教而来的，有“宗”有“教”，这是一个教化的问题。现在也把西方的宗教拿过来套’是不行的。至于什么是哲学，搞不清楚，争论不休。现在让所有的权威给“哲学”两个字下个定义，什么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总结，人类的普遍真理，这些根本不是哲学的概念。中国有自己关于哲学的概念。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迷失了自己的东西，如果你写的文章、说的话不套用实在论、现象学、海德格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你就没有学术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哲学之新要新在何处，不是新在理论，而是新在问题。现在有些搞哲学的是用哲学来讨生活，现实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学者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参与转型，只安于做一个书斋的学者，这样是不行的。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考虑时代的艰难问题，考虑之后，提出一个概念或者说理念，扭转这个时代的方向。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实践家，但是他的观念改变时代。萨特说哲学家有三个：笛卡儿、康德、马克思，他自己只是思想家，他只是在观念转变的范式之下做了一些工作。而他们三个人都改变了时代。现在中国哲学界有这样的人吗？既然没有，只能做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我只能把自己定位于这样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