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第三辑

中国人的精神生态困境，比起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困境来，也许更为深刻。要问当今中国人信仰什么，也许*有力的回答是“金钱”和“财富”，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走向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在精神世界中的自主性扩大了，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余地。但作为凝聚和维系民族与国家共同体的精神和价值认同体系却漂泊不定。统一的意识形态愈来愈躯壳化，难以起到维系人心的作用。《新哲学》系列丛书激活哲学智慧、亲证终极信念、关注公共生活、化解人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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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及语言世界解释学的哲学基础西方诠释学的定位及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的形上之维儒学的宗教性维度儒家传统中的道德和宗教道德学做人：从朱熹、王阳明到刘宗周的精神性践履儒家“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考察宗教。
我们是搞西方哲学的，但背景是中国的，在中国搞西方哲学，有时候也考虑一些国的问题，你们搞经学，汤一介先生就讲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这个意愿很好，但解释学在西方有很深厚的基础，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实际上它是一门哲学，而不是一门经验科学。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讲历史事实或者讲语言文字解释的，不是单纯地去解释语言字面的意思，或者是讲右史的事实、事件。它是一门哲学。

王中江，男，1957年出生，河南省汝州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教授。1979年至1983年，在郑州大学哲学系学习。1983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3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指导导师楼宇烈，毕业论文《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师从张岱年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1987年至1988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博士论文《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开拓了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较的新领域，并以不少新的观点，受到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圆满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先后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职务；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州学刊》编辑委员会委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2004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和专题课程，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先秦哲学、道家哲学和魏晋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中日近现代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在日本近代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也有所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运气、应得与正义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中心的考察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反思性问题：我应该如何生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归结起来，影响我们生活的是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偶然性因素，也就是运气，另一个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两个因素都会产生某种结果，给人们带来利益或者负担。但不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都是要由人们来承受的。具体地看，也有着无数的承担方式，但这都是两种基本因素的变种，那就是对于某种运气或选择带来的后果而言，或者是由大家共担，或者由某个人承担。如果不存在一种社会实体有其自己生命的话，那么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个人头上。因此，当反恩“我应该如何生活”的时候，必然要受到一种确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原则的影响。换句话说，只有确立了个人应该如何承担运气与选择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反思“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也就是说，反思“我应该如何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反思中的“应该”意味着“能够”，当我们反思应该如何生活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能够如何生活。因此反思的第一步就需要探讨我们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界定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范围。这种范围是由两方面决定的，第一个是自然资源，也就是人所生活的地球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条件第二个就是人本身，这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的生理属性，如人对周围环境的依赖性，人是必死的，人具有一种无法独立的依赖时期等等。但同时人还具有一种有限的理性能力，能够进行认识、推理，能够改造这个世界，也就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实际可能性 当我们反思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时，这是我们生活可能性的基本背景。

人的理性能力是我们能够反思“应该如何生活”的根本性条件，但也正是理性能力本身使得这种反思极其复杂，原因是理性能力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我们能够具有理性能力的潜能本身是运气所给予的，因此它与外在资源等都是我们能够如何生活的背景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能够反思应该如何生活的自主性条件、由于理性能力本身的特性．导致这种理性能力与外在资源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对于理性本身的认识与利用能够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又会带来外在资源的改变。非常清楚，由于这种理性能力与外在资源的变化，生活的可能性也相应地跟着变化。利用外在资源（人的选择）的不同方式会给个人发展他们的理性能力，以及如何利用外在资源带来不同的影响，这又会影响我们所具有的生活可能性。这样一来，生活的可能性与应该如何生活的关系就不简单地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可能性，而是后者也会同时影响到前者的内容。“应该”与“能够”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双向关系。

但是前面已经提到，不论是运气还是选择，它们都产生某种后果．给人们带来利益或者是负担．并且这些利益和负担最终都是需要由人米享受（权利）或承担（责任）的。”应该”与“能够”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就体现在人们如何来承担这两种因素的后果。那么根据我们的理性，如何来划分这种利益或负担的不同承担方式是最好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分这种利益与负担才是最好的呢？正义就是人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时的回答。罗尔斯认为，正义就在于确定某种原则来分配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分配。正因为如此，正义在社会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因为它确定了个人的生活前景，划定了个人反思生活的可能性。本文着重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念是如何分配这种利益与负担的，也就是正义应该如何来确定个人所应该具有的生活前景，这种划分是否能够得到理性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