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年）

本书打破史学界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传统界定，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和新中国对日和约签约权问题纳入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研究范畴，以美英分歧和协调为分析视角和研究重心，旨在对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全方位的动态分析，凸显美英政策的互动。全书共分6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新中国对台湾领土主权问题、新中国在对日媾和中的签约权问题等。  

徐友珍：生于1964年9月，湖北京山人。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6年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期间曾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世界

第二章 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
第三节 变局中的协调：美英各执己见
1949年春夏之交，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并以摧柘朽之势向南挺进的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使英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更趋明确，美英分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美英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不同政策以及各自政策的推行均以对方的认可和合作为前提，导致双方的协调不可避免。从5月份开始，美英之间围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开始了协调分歧的过程。
5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逊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面。史蒂文逊提交了一个非正式备忘录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史蒂文逊的建议包括如下几点：1．国民党政府正日趋崩溃；2．除非给予事实的承认，否则仍然很难在领事关系的基础上很好地保护西方的利益；3．希望援引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先例，通过在给予事实承认的基础上任命外交代表；4．在对中共予以事实承认和委派外交代表之前，让大使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将形成只在“行将就木的国民党政权”内留驻外交代表的局面，这可能会对西方在共产党控制区的侨民和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对于史蒂文逊的建议，司徒雷登表示原则上认可第1点和第2点，但怀疑第3点和第4点的有效性。司徒雷登还说：“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以为他们会受我们的大使留驻南京的行动的影响。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和政策是既定的，不会半途而废。”他继续重申：“我们不能牺牲可能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眼前的，而且是很小的利益；不能显得急于采取主动给新政权以任何承认。”经过磋商，美英同意在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宣布成立之后，才能提出正式承认的问题。应对新政权持保留态度，西方大国应保持一种共同的立场，应随时保持充分而持久的协商，以便一旦时机来临时能采取紧急行动。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却使美英在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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