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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1963年生，山东莒南县人。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邓小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1985年毕业于临沂师范学院政史系，1991年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到

目　　录

总序
序
前言
导论　关于毛泽东再认识的几点思考
　一、毛泽东再认识的历史认识论根据
　二、毛泽东再认识的确切含义
　三、毛泽东再认识的丰富内容
　四、毛泽东再认识的基本原则
　五、毛泽东再认识与毛泽东学的发展
卷一　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总序 序 前言 导论　关于毛泽东再认识的几点思考 　一、毛泽东再认识的历史认识论根据 　二、毛泽东再认识的确切含义 　三、毛泽东再认识的丰富内容 　四、毛泽东再认识的基本原则 　五、毛泽东再认识与毛泽东学的发展 卷一　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 　　一、毛泽东对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发展 　　二、实事求是与实践唯物主义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与儒家中庸思想 　　一、儒家中庸思想的本来面目 　　二、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阐释与深化 　　三、墨家“两而无偏”与儒家之中庸观 　　四、几个方法论问题 　第四章　价值学维度中的《实践论》《矛盾论》 　　一、一个新的视角：《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的价值学维度 　　二、《实践论》《矛盾论》之价值的逻辑生成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涵量 　　四、《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实现 　　五、从价值学角度看《实践论》《矛盾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第五章　毛泽东的一元真理观 　　一、“真理只有一个”与真理的具体性 　　二、“真理只有一个”与真理的客观性 　　三、真理一元性与历史一元论 　第六章　毛泽东的政治意识观 　　一、政治意识及其本质 　　二、不同层次的政治意识 　　三、培养正确的政治意识 　　四、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五、政治活动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 　第七章　毛泽东的个性观 　　一、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二、党性与个性 　　三、创造性的个性与破坏性的个性 　第八章　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运动 　　一、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兴起及过程 　　二、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特点 　　三、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和缺陷 卷二　新反思：晚年毛泽东再研究 　第九章　关于晚年毛泽东研究中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一、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 　　二、怎样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三、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　论毛泽东晚年的探索 　　一、探索的过程 　　二、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三、探索的基本原则 　　四、探索中失误原因之剖析 　　五、对探索中所遇到的几个重要关系的辩证思考 　第十一章　再论毛泽东晚年的探索 　　一、批判教条主义，开始摆脱苏联模式 　　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与规模认识上的变化 　第十二章　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二、晚年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形成及其构成 　　三、晚年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基础和理论来源 　第十三章　晚年毛泽东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 　　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是识意形态领域 　　二、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为什么还存在阶级斗争 　　三、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特点 　　四、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第十四章　晚年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要搞实际的哲学 　　二、哲学就是认识论 　　三、一元论的辩证法 　第十五章　晚年毛泽东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实质化的基本思路 　　一、人民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建设 　　二、人民主体地位与权力运作 　　三、人民主体地位与社会平等之寻求 　　四、人民主体地位与民主之发展 　　五、人民主体地位与自由之路的探索 卷三　新思路：毛泽东邓小平之比 　第十六章　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一、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历史进程 　　二、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取得的若干成就 　　三、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 　第十七章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前提 　　一、背景分析：哲学视野中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观 　　二、超越与选择：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定位 　　三、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思维坐标 　第十八章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之比较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总体构想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邓小平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显著特点 　第十九章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之比较 　　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联姻：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选择 　　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强烈共识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 卷四 新视野：建构毛泽东学 　第二十章　毛泽东学何以可能 　　一、历史根据：毛泽东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生成 　　二、科学根据：毛泽东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展的迫切需要 　　三、现实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热切呼唤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学的研究对象 　　一、毛泽东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二、毛泽东学与毛泽东思想研究 　　三、毛泽东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第二十二章　毛泽东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建构毛泽东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毛泽东学理论的涵义、对象及其与相近学科的关系 　　三、毛泽东学理论的任务、目的、性质和特点 　　四、建构毛泽东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 十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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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义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也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并着重说明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卷一　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义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也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并着重说明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如刘少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时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毛泽东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理由之一，作为国际性与民族性之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体现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国际性即指共性、一般性，民族性即指个性、特殊性。辩证法认为，共性、一般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是一般性的基础，个性、特殊性离不开共性、一般性，但共性、一般性更离不开个性、特殊性，前者要通过后者表现出来。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国际性，必然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个性的民族性为基础，并以此来表现自己。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表现自己。理由之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恩格斯说过，列宁用过，毛泽东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毛泽东对这句话如此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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