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抉择——迟福林谈二次改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迟福林开始进入改革研究领域。这20多年来，迟福林一直从事改革研究。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来海南工作，无论是当官还是做学者，迟福林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改革研究上。前不久，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次改革》一书，是迟福林改革研究新作。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迟福林谈二次改革》，汇集了迟福林这两年多来改革研究的部分成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第二次改革”的形成过程和主要观点。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处在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贡献与未来使命
　　二、社会发展阶段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关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1.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步
　　2003年左右，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正是在2000～2003年期间，我国开始进入发展新阶段。
　　（1）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与30年前相比，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再仅仅是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其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控制力上；同时，在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向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转变，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持续下降，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不断上升。2006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95.3％、97.1％和92.1％。
　　（3）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灵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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