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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义勇尝试从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来对文学理论进行一番彻底清点与检讨。作者主张“生存至上，多元共在”；就文学研究而言，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生命意蕴，捍卫文学理论的人文性品格。全书在汲取传统“生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表述，奠立一种“自身与他者”之间“相容共济”的“生存价值观”，批判排斥他者的“独体思维”，主张面向他者的敞开性维度，揭露诸多“孤闭自身”“独尊自身”的价值论方法论误区。

内容简介

《文学理论的价值奠基与视域方法》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作者田义勇尝试从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来对文学理论进行一番彻底清点与检讨。作者主张“生存至上，多元共在”；就文学研究而言，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生命意蕴，捍卫文学理论的人文性品格。全书在汲取传统“生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表述，奠立一种“自身与他者”之间“相容共济”的“生存价值观”，批判排斥他者的“独体思维”，主张面向他者的敞开性维度，揭露诸多“孤闭自身”“独尊自身”的价值论方法论误区。

作者简介

田义勇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副教授，1972年出生于河南商水。现任教于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主要从事美学、文学理论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出版《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和《黑格尔〈小逻辑〉示要》专著两部。

目　　录

引言

导论生存价值奠基篇
第一节哲学基本问题平台的改造
第二节“生存”与“实践”关系的重新审视
第三节“生存”先于“实践”的价值论命题
第四节“异”的“生生之境”

上篇古代价值源流篇
第一章儒家传统的人生价值论及反思
第一节“达”范畴与“士”的价值定位
第二节《论语》中的“他知”问题

第二章源于道家的“异类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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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引言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就把我们引入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要把握什么，重视什么，才使自身成为属于自己的？哈特曼：《伦理学》，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丛书主编、邓安庆分册主编：《当代哲学经典·伦理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引言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就把我们引入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要把握什么，重视什么，才使自身成为属于自己的？哈特曼：《伦理学》，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丛书主编、邓安庆分册主编：《当代哲学经典·伦理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我愿意郑重地指出，任何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新尝试都不能不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那便是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4页。 卡尔·曼海姆说：“每个个体都在两层意义上受到了在一定社会中成长的这样事实的预先决定：一方面他会发现一个既成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会发现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因此，我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不应当是单一的，而要考虑现实环境与观念模式的双重制约。 回首20世纪的中国，怅望中充满了太多的跌宕与曲折。延至21世纪，国人仍然承受着社会巨变的种种喧嚣、焦虑、迷茫与痛苦。社会在变，国家在变，体制在变，与此相应的，是人的观念意识的深刻变迁。外部世界沧桑巨变，总是激发内部世界、精神世界的震撼与冲突。这种时代的断裂感、错位感，相信每一国人都能深切地体验到。当代人所有的焦虑感、浮躁感、漂泊感，无不与此息息相关。言及时代变迁，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黑格尔的描述： 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都在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页。 尼采也曾经如此感受时代的剧变：“瓦解、破坏、颠覆、动荡，如此长久而密集地接踵而至，今天有谁能够预知一切，作为导师与先驱来洞察时代的可怕逻辑，作为预言家来面对日蚀般的前所未有的深重黑暗呢？”尼采：《快乐的科学》，Josefine　Nauckhoff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即使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人，也应当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与现实意识。深刻的历史感往往根源于鲜明独特的时代感与现实感。那种孤悬于时代、疏离于潮流的所谓静止、绝对、本原的历史，向来不过是某些人头脑中的观念臆造物。 在时代、社会、国家的沧海横流之中，个人的命运与感慨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所能采取的因应之道，也无非是与时俱进、与世推移。种种芜杂繁复的社会矛盾、体制弊端、精神沉沦，无不内化、激化为价值体系的崩坍、主体意识的迷失，以及思想方法的混乱。与之相应，学界自然也难免论争迭起、热点不断、焦点错综。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这一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李泽厚先生所言“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其实，古人早就有“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歧与竞争。，已经透露了学术转向的大体特征。在学问家与思想家的对立冲突以及此消彼长之中，恰恰暗藏着观念意识的矛盾冲突以及价值体系的更替消长。简言之，一切论争都可归结为价值观问题与观念认知问题。从古至今，不管是汉学、宋学之争，还是实证派、理论派之争，抛开政治因素、现实矛盾，单就学术层面而言，都不妨从现代意义的角度归结为一种价值之争、范式（Paradigm）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　40、　95等页。之争。明乎此，则文学研究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或者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语论争等问题，都可归结为基于不同的学人类型而引起的价值观冲突、方法论分歧的问题。 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以为，文学理论研究倘要因应时代、顺应现实，就必须从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来一番彻底的清点与检讨。尽管很多学人都曾论及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问题，或者说，传统的学术资源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功能发挥、现实遭际等问题；但似乎还很少能够从学人的主体视域入手，从价值体系重建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所谓主体视域，在这里就是指不同的活动主体自身所拥有的特殊的眼光、认知、思维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错综而形成的观念结构、考察方式。视域（Horizon）这个概念，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自尼采和胡塞尔开始成为一个哲学术语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8页。，它在胡塞尔哲学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5—218页。。但是，从根本上，它至少应该追溯到康德，正是康德哲学改变了人们的看问题的习惯：从前，是认识主体围绕着客体转，是主体盲目地被客体牵着走；此后，则是客体随主体而变化，是主体主动地改造客体、塑造对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那种绝缘性的、与主体毫无关系的所谓客观对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切都离不开主体本身所拥有的范畴、认知能力，康德称之为“图型”（Schema）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或译为“图式”、“范型”参见郭立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文本解读》，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皮亚杰在此基础上，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提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物的建构问题”。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因此，主体视域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涉到主体的自身结构，又关涉到客体对象的形成、变动的情况。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首先就离不开主体视域的转换、转型；倘若研究主体自身不改变，不采取新视野、新视角、新方法，则所谓现代转换就是空谈。但思维方法的转换必然意味着价值体系的转变，价值观的变革才是全方位、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有时这两者又很难区别开来，因为价值观与思维方法论总是相互渗透着、相互转化着的。 毫无疑问，当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人生价值危机导致了成功标准的错乱衡量成功人士的标准日益僵化与单一化，绝大多数人以钱多、位重为成功尺度，片面追逐“量”的扩张，而不以德之高、学之厚为标准，特不注重“质”的内涵。，学术价值危机导致了学术本位意识的严重缺失比如“官本位”、“钱本位”占据主流，而“学本位”根本空缺，以致“读书无用论”、“学术无用论”在学术界亦日益扩散。价值错位、身份分裂的现象表现为职业与志趣之间的价值冲突，不少学人在“学”而羞言“学”，乃至羡“官”慕“商”而贬“学”。，研究范式危机导致了不同范式之间的攻讦不休，理论价值危机导致了对于理论建构的全面颠覆与普遍质疑学界一些人动辄以“宏大叙事”、“体系失败”、“理论终结”相棒喝，盲目反对一切理论建构的尝试，却不过在“破的时代”再多些“墙倒众人推”的跟风而已，而根本缺乏主动扭转时风、学风的勇者精神，更遑论担当开辟“立的时代”重任的大家风范。。相应的，文学理论领域也面临着严重的价值之争。比如说，偏向于还原、实证的学人瞧不起偏向于创造、思辨的学人，这之中必然意味着贬低对方的研究价值，乃至抵制对方的研究方法。又比如，关于古代文论观点的当代意义，有人持“过时论”，有人则针锋相对，这又是涉及学术价值的衡估问题。在学界，那种以“正宗”“本色”自居，动辄贬斥“邪道”“野狐禅”的学人并不鲜见。可见，价值体系的重建、评价尺度的重树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提出“文学理论的价值奠基与视域方法”这一研究课题。它既是基于时代需要、现实需要的考虑，又是基于专业需要、学科需要的考虑。既可以说，它是基于文学理论，来回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从文学理论的研究者角度，来回答时代问题、社会问题；也可以说，是针对着专业问题，针对着学科发展的矛盾冲突，采用一种更宏观的视野，从哲学价值论、方法论层面，来进行一番颇具个性的学术探讨。就基本立场与核心观念而言，本书捍卫人类与异类的生存价值，强调生存价值的第一性；就文学研究而言，本书主要是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生命意蕴，并强调文学理论的人文性品格。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研究课题实质上是笔者几年前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的延续与拓展，堪称博士论文的姊妹篇。因此，凡是博士论文中专门讨论过的问题此书将不再展开，以避重复；而对于博士论文中虽有涉及，但尚待发挥的问题，本书则不厌其烦，做进一步的探究。相比而言，博士论文更集中一些，与文学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更侧重于文论体系观的批判与奠基；而本书则更铺开一些，更宏观一些，更偏重于价值体系的根本改造。全书的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一、　导论，生存价值奠基篇。这是全书的理论核心部分。文学与其说是“人学”，毋宁说它是“生存学”，或者说，它是生命的“存在学”。生命最宝贵，存在最重要。本部分从生存价值论的建构出发，结合现实，就“生存与实践”的基本关系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哲学价值论层面的理论奠基。生存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这本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却往往淡忘它、忽略它，乃至有意无意地遮蔽它，或者狭隘地片面地理解它比如只珍视自己的生命而忽略他人的生命，只珍视本民族、种族的生命而忽略其他民族、种族的生命，只珍视人类的生命而忽略异类的生命。。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与“三大手稿”，旁及其他重要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来重新论证、捍卫这一最基本的价值立场。在价值体系混乱的今天，也只有回归最基本的、人人稍一思考就能认同的价值立场，才能利于达成最基本的价值共识。我们认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进而是否有利于一切生命的共存，应当作为衡估一切活动（包括实践活动、审美活动，等等）的基本尺度，以此重估一切活动的价值，从而约束、避免、或问责一切破坏性的、危害生存的活动。 二、　上篇，古代价值源流篇。基于导论的生存价值论立场，从回顾古代思想传统的角度，深入检讨历史，做一番价值重估，分别就儒家传统、道家论域、文学文论等，展开一系列的专题性探讨。就儒家传统，既彰显其超越功利、追求道义的人生价值观的正面意义，又揭示其自我封闭、逃避他者的片面性所在。对于道家思想，则从基本义理的层面，探讨人类与异类的沟通、理解问题，由此奠定“异类间性”这一核心理念。对于古代的文学传统，则力图把握古代文学活动的精神血脉，挖掘其苦心孤诣于文学审美的价值追求。对于古代文论的讨论，则既彰显《文心雕龙》的生存价值论意义，又揭示《原诗》的体系性之根本缺陷。对于本体范畴与人性论的“动、静”之争，则在呈示其正面价值的基础上，亦揭示其“普遍性”与“个别性”、“公”与“私”的矛盾冲突，以及其“模棱”、“糊弄”的缺陷。 三、　下篇，当代视域方法篇。基于当代学术生态，从当代学人研究主体的角度，精心选择十个热点话题或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剖析，来反思既往文学研究、理论论争中所暴露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等诸多误区，以揭示其在认知能力方面的缺陷，来一番主体视域、研究方法的廓清工作，从而为理论研究的创新突破消除障碍。 这三部分是一个整体，导论是核心，主要从哲学层面奠定生存价值观；上篇与下篇构成古今双重维度，上篇更侧重于价值观方面的反思，下篇则多了些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价值观是根本，方法论源于价值观，又是价值观的进一步拓展。下篇寄意于学术生态的和谐繁荣，是导论所奠基的生存价值观在学术领域的具体运用。 总之，“文学理论的价值奠基与视域方法”这一课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针对性，也涉及很多焦点、热点问题，因此就难免争议性、乃至片面性。由于涉及问题庞杂，行文或有繁复之处，或有支离之弊，乃至有矛盾失误。但统观全书，其基本宗旨还是明晰的，主要围绕“生”字做文章，故“生”字实可谓本书的文眼。梁漱溟曾说：“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8页。方东美也说：“中国的哲学是‘尊生’的哲学……《吕氏春秋·贵生篇》：‘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此种观点为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称为‘善生’哲学。”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吕穆迪神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亦渗透了中国“生”的理念：“‘生存’二字，乃是专指最高原因促成万物化生，在每物实体中所产生的最深的第一效果。最高原因的最高效果，是物的生存。……生存是万物天赋的生机。万物化生，是这个‘生机’的流行。”吕穆迪：《亚里士多德〈分析学前编〉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188页。他还说：“《易·系词》：‘天地之大德曰生’：授生存于万物，不限于有生活的生物，兼及于水火金石的变化生生。”亚里士多德：《形上学》，吕穆迪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23页。这些讲法，都贴合了中国传统的实际。 遗憾的是，“生”的观念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没能从本体论、价值论的高度去看待。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学界对于“道”字的涵义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众说纷纭，但大都忽略了传统“生”的观念在其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比如鲁迅就不理解何以刘勰会认为“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而断以“其说汗漫，不可审理”。《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其实，只要从“生”的观念来理解，刘勰《原道》所讲的本就是“生生化育”之道。详见本书上篇第五章。古人实际上是把宇宙全幅地生命化了，世界就是万物蓬勃的生命场，乃至说，世界本身就是一篇生命交响的大文章，人类的文章只是世界生命大文章的点睛之笔而已。由此看来，“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乃是当然之理。“生”即美，“在”即善，寓目即真，故无论动植飞走，只要有生机、有生趣、有生意、有生气，就有价值，就有滋味，就赏心悦目。所以古人讲到写文章，总讲究“生”的动态与活力，即所谓“气韵生动”之类是也。 当然，本书所讲的“生”与传统哲学的“生”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精神是相通的，即提倡一种对于“芸芸众生”的绝对肯定而非绝对否定的价值立场，强调一种惜生、护生、共生的化育精神。尽管限于条件，本书没有专门讨论佛教传统笔者近年来于佛教传统思想也曾留意，对以《成唯识论》为代表的佛教经典关于“自性”与“依他”的讨论尤感兴趣，由于问题复杂，只能留待以后的著述再详加阐发。，但实际上，佛教思想中的那种“不杀生”思想、那种“众生平等”的价值立场笔者也是引为同调的。 本书除了在基本宗旨上贯彻“生”字，还在思维主轴上贯彻了“自身与他者”这一基本关系。在当代学术领域中，“他者”这个概念极具标志性参见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页。。我们认为，凡是异于“自身”者都是“他者”。人有“自我意识”，人凭借“自我意识”而区分出“自我”，于是就有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与立场。一方面，人把万物区别出去，让万物成为人的他者；但另一方面，人这样做之后，就等于把“自身”与“他者”隔离开来，实际上人也成为了“他者”的“他者”，即是说，人也是万物的“他者”。比如，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从本质上讲就是站在对象自身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导致人的认识活动被视为“物自身”的绝对他者；但反过来讲也一样，从思维活动自身的角度讲，“物自身”就是外于思维活动的绝对他者。因此，“他者”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异于……”或“离于……”。随人的自身角度不同，“他者”亦具有多种呈现方式，或者是异于认识活动的对象、或者是异于自身观点的对立面主张、或者是异于自身方法的别的方法，等等。 具体行文中，“自身与他者”这一基本关系又呈现为“人类与异类”的关系，“个人价值与社会承认”的关系，“理与欲”、“公与私”的关系，等等。单就“下篇”而言，这一基本关系又发展为“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等等。在学术范式、评价标准、思维方法等方面，都可区分为自身范式与他者范式、自身标准与他者标准、自身方法与他者方法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也要学会尊重种种不同的“他者立场”。从生存价值论的高度讲，就是既要保证自身的生存，也要包容他者的生存；从学术生态繁荣和谐的角度讲，就是既要维护自身的学术价值取向，也要承认他者的学术价值取向。这也正是我们反对“独体思维”的根本原因。不论是“上篇”还是“下篇”，我们都批判了那种无视“他者存在”的价值观、方法论，都主张“自身与他者”之间“共在相济”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简言之，我们强调的是“自—他”合一，反对的是“自—他”分离。 无论最终成败如何，笔者之初衷是要以绵薄之力、点滴之思来推动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与价值建构；倘若在此基础上，能够对于当代社会价值论、方法论有所贡献，则更是一种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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