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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不是立足于“批判”的著作，而是强调“对话与交流”的著作，本书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经济学”）和其他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派进行了比较，但“比较”不是目的，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具体地说明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对话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对话与交流，不仅对“奥派”的发展，对其他学派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

作者简介

尼古拉 J.福斯（NIcolai J. Foss）现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全球化系主任、教授，校务委员会成员，挪威经济工商管理商学院战略与管理系教授，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小组成员，欧洲科学院院士。现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略管理、经济组织（如企业）、企业家才能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目　　录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早期辩论

第三章哈耶克与卢卡斯论均衡与知识

第四章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再审视

第五章产权经济学的先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第六章市场过程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

第七章不同的价格理论：正统的、奥地利学派的与演化的

第八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的例子

第九章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科学进步

第十章本书总结

参考文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五）总结
　　在前面部分中，笔者已经指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许多有预见性的洞见在近来理解经济组织，特别是企业的各种努力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背景下，对知识、激励和财产权等角色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猜测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把所有这些“碎片”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现代经济组织理论，尤其是企业理论，而把这个任务留给了罗纳德·科斯。对此的可能解释有很多，也是极不相同的。
　　其中一种解释与研究精力的分配有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规模相当小的一群经济学家，时间这个主题，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极具震撼力；在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辩论大规模社会重组问题、和凯恩斯辩论货币政策、和弗兰克·奈特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的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大规模攻击进行交锋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组织的具体细节问题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派，在这些辩论中事实已经不复存在。
　　这里，我们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经济组织理论，特别是企业理论一直等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迎来春天：“二战”后，奥地利学派的几乎消失，以及制度空洞的（institution一．1ess）、理想化的和形式主义模型的日益流行，意味着对制度这个主题的兴趣被人认为是属于凡勃伦式的“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那一派的，而主流的经济学家很少会把他们当回事。然而，20世纪60年代形式理论（formaltheory）的发展——例如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加上产权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意味着经济组织理论可以用经济学工具进行描述。但是这一相当缓慢的过程本来可以加快，假如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组织的早期洞见没有被如此严重地遗忘或曲解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库恩的“丢失的内容”（10SSofcontent）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证拙于言辞，尽管是“评价性的”，但没有使之“正规化”[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术语]。根据这种解释，花心思在经济组织的细节问题上，必须等到基本的微观经济工具有所发展之后。在分析的精确性和操作性层面，目前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科斯（1937）获得他的基本洞见，只是应用了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工具，也就是边际替代，并辅以交易费用的概念。没有什么固有的原因会表明，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就不能提供类似的洞见。原因当然不是奥地利学派拙于表达。
　　当我们认识到科斯发表他开创性的论文（1937）的同一年，也是哈耶克发表《经济学与知识》的同一年时，这个事实就更加明显了。科斯所谈论的成本是知识成本；它们源于知识分散，这是哈耶克在同一时间提出的。没有这种分散性，那就不会有“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签订合约的成本，等等。因此，这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与《经济学与知识》一一是孪生姐妹，而我们更为惊讶的是，没有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做进一步的明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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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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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部分中，笔者已经指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许多有预见性的洞见在近来理解经济组织，特别是企业的各种努力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背景下，对知识、激励和财产权等角色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猜测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把所有这些“碎片”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现代经济组织理论，尤其是企业理论，而把这个任务留给了罗纳德·科斯。对此的可能解释有很多，也是极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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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种解释与研究精力的分配有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规模相当小的一群经济学家，时间这个主题，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极具震撼力；在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辩论大规模社会重组问题、和凯恩斯辩论货币政策、和弗兰克·奈特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的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大规模攻击进行交锋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组织的具体细节问题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派，在这些辩论中事实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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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经济组织理论，特别是企业理论一直等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迎来春天：“二战”后，奥地利学派的几乎消失，以及制度空洞的（institution一．1ess）、理想化的和形式主义模型的日益流行，意味着对制度这个主题的兴趣被人认为是属于凡勃伦式的“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那一派的，而主流的经济学家很少会把他们当回事。然而，20世纪60年代形式理论（formaltheory）的发展——例如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加上产权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意味着经济组织理论可以用经济学工具进行描述。但是这一相当缓慢的过程本来可以加快，假如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组织的早期洞见没有被如此严重地遗忘或曲解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库恩的“丢失的内容”（10SSofcontent）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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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证拙于言辞，尽管是“评价性的”，但没有使之“正规化”[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术语]。根据这种解释，花心思在经济组织的细节问题上，必须等到基本的微观经济工具有所发展之后。在分析的精确性和操作性层面，目前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科斯（1937）获得他的基本洞见，只是应用了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工具，也就是边际替代，并辅以交易费用的概念。没有什么固有的原因会表明，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就不能提供类似的洞见。原因当然不是奥地利学派拙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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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认识到科斯发表他开创性的论文（1937）的同一年，也是哈耶克发表《经济学与知识》的同一年时，这个事实就更加明显了。科斯所谈论的成本是知识成本；它们源于知识分散，这是哈耶克在同一时间提出的。没有这种分散性，那就不会有“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签订合约的成本，等等。因此，这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与《经济学与知识》一一是孪生姐妹，而我们更为惊讶的是，没有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做进一步的明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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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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