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人物书系：学人丛说

本书收录十二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人，然而并不是十四篇传记，而是论述与这十四位学人相关的一些议题，甚至是有争议性的议题。包括钱牧斋在史学上的造诣，章实斋被现代学人迹近夸张的评价，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严复意译的意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难以翻案，康有为早年雏型思想的重要性．章太炎文化多元论之创义，梁启超史学前后期之有所承袭，胡适与陈寅恪乃同一时代不同类型的学人，胡适与吴宓在爱情上的异同，萧公权如何凭其学力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钱锺书以文学家提出对史学的慧识，以及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教授一生的点滴。

汪荣祖，著名史学家。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旌德。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61），美国俄勒冈大学硕士（1964），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1971）。自1971年起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执教三十一年。曾任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台湾

自叙
钱牧斋的史笔
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
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
重读严复的翻译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
思想的表述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吴宓和爱情——兼论私情与公论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建构
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
汉学家牟复礼杂忆

钱牧斋的史笔
史法以马、班自许
至于史书的书写，牧斋自称“少读班、马二史欣然自喜”；不过，年长后再读，才真正通晓二史的史法与文章蹊径；后来每次重读，“辄有所得”，衷心感叹马、班所建立的典范，难以企及。牧斋无疑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视为史著的最高境界，若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而“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汉一代之彝典整齐其文，而后史家之体要，炳如日星”，以致于认为史家只要踵事马、班，即足矣。又尝谓“编年之有左氏也，纪传之有班、马也，其文则史，其义则经”。直将《史》、《汉》视为百世之良法，亦即是中国传统史学里开创性的经典之作。在他的心目中，马、班之后，惟欧阳修“绰有太史公之风”；若马、班之间，必须分优劣，则牧斋更景慕太史公司马迁之才，尊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马、班异同，自汉以来，论者已多；惟牧斋论马、班异同不止于体例文字而已，他曾批评宋人之讨论马、班异同者，不免“寻扯字句”，认为是“儿童学究之见”，所见太小。他主张应“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何处，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龙脉历然”。可见他极重叙事，并未刻意区别文笔与史笔，颇为讲究历史叙事的文学结构。再从书写的内容看来，司马迁“上下五千年纵横独绝”；而班固则不过是“整齐《史记》之文”，限于一代。更进一步说，班氏父子虽能“慎核其事，整齐其文”，然就叙事风格而言，绝非司马迁之俦。他因而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评论马、班的优劣；马书叙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以及楚汉兴亡的经过，“提纲挈领，较如指掌”，所以可“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然而班书过于讲究史事的先后排列，因而使事情的来龙去脉被所系之年月隐而不彰。论者每赞赏班书记事的详实，但牧斋则认为班书略去了许多精彩的叙事，未免可惜。例如马书叙项羽率军至于戏西，刘邦屯兵霸上，表出两军对垒的形势，以及明言项羽兵四十万，刘邦兵十万，展现出两军强弱的态势，而班书均略而不书。马书述项伯因张良来告密，刘邦惊慌失措，诿过他人以及巴结项伯等情景，既生动而又传神，然班书亦均略去不提。马书提到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以示贵贱，并特别指出“亚父者，范增也”。牧斋认为“于此宴一坐中，点出眼目，所谓国有人焉者也”，无疑是叙事的一大关键，却也不见之于班书。樊哙在鸿门宴中勇猛的表现，牧斋谓之“真为哙开生面”之笔，也不被班固写入《樊哙传》。除了《项羽本纪》与《高帝纪》之外，牧斋所举类此马、班之异的例子尚多。班书所略者，或因难以证实之故；所以从牧斋所举的这些例子可知，他颇为欣赏太史公的“传神”之笔，读来令他回肠荡气，似乎更胜过班书之“传真”。马书之“传神”，即钱锺书所谓“绘声传神”之笔，“如见象骨而想生象”；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许多描述，不过是“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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