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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以佛经译者和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采用了理论思辨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呈现译者主体性的全景图。《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以佛经译者和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建构的理论框架，提炼的主要观点对翻译研究人员、翻译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以佛经译者和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以译者主体与主体性为切入点，以社会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将译者主体性的审视与考量放在佛经翻译和近现代西学翻译的背景之中，探究译者主体在文本操作层面呈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使用层面体现出来的客观受动性。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以佛经译者和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建构的社会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具体包括源文和译文对照分析的微观行为，译者主体性提炼与分析的中观行为，以及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的宏观行为。具体而言，社会话语分析以文本分析为出发点，从中提炼出译者主体性的文本表征，然后将主体性特征置放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下予以透视和洞观。

目　　录

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第二节文献综述
第二章译者主体与主体性的概念与构成
第一节译者主体性
第二节能动性与受动性：译者主体性的构成
本章小结
第三章社会话语分析的发展源流与理论框架
第一节语言学中的话语与话语分析
第二节哲学、社会学中的话语与话语分析
第三节批评话语分析
第四节社会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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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导论
　　**节研究背景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马祖毅
　　中西翻译实践源远流长，绵延久远。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然而，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变为现实。学界一般认为，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标志着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若以此作为起点计算，翻译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多年来，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一直作为一门边缘学科①，游走在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缺乏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的职责在于忠于源文，在目标语中寻找源语的对等语。这一研究范式从结构这一切入点来研究双语转换过程，并通过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或基于其他实证性资料，分析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对等与对应。因此，对等(equivalence) 是这一研究取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焦点，可以说，“西方翻译理论至今一直是围绕着对等概念演化发展的。” (Sager，2012： 25)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断言：“只有确立了第三比较体(interlingual tertium comparationis)在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翻译学才能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全貌。” (Snell-Hornby，2001： 15)基于第三比较体的理念，西方翻译理论家先后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等理念。1947年，奈达就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并于1969年将翻译定义为“在接受语中再现源语信息的*贴切的自然对等语”（Nida Taber，2004：
　　①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的大学里面，翻译学长期以来没有立足之地；在中国，翻译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仅被视为是一门三级学科。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与“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等并列。（王宁，2009： 1)。

**章 
　　导论 
　　**节研究背景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马祖毅 
　　中西翻译实践源远流长，绵延久远。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然而，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变为现实。学界一般认为，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标志着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若以此作为起点计算，翻译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多年来，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一直作为一门边缘学科①，游走在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缺乏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的职责 在于忠于源文，在目标语中寻找源语的对等语。这一研究范式从结构这一切入点来研 究双语转换过程，并通过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或基于其他实证性 资料，分析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对等与对应。因此，对等(equivalence) 是这一研究取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焦点，可以说，“西方翻译理论至今一直是围绕着 对等概念演化发展的。” (Sager，2012： 25)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断言：“只有确立了 第三比较体(interlingual tertium comparationis)在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翻译学才能 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全貌。” (Snell-Hornby，2001： 15)基于第三比较体的理念，西方翻 译理论家先后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等理念。1947年，奈达就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并于1969年将 翻译定义为“在接受语中再现源语信息的*贴切的自然对等语”（Nida &Taber，2004： 
　　①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的大学里面，翻译学长期以来没有立足之地；在中国，翻译学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仅仅被视为是一门三级学科。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定为语言学(一 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与“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等并列。（王宁，2009： 1)。 
　　12)。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不仅通过对等这一术语来定义翻译一“翻译指的是 用目标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替代源语的文本材料”，而且还坚持认为，“翻译实践的中 心问题在于探寻目标语中的翻译对等语，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翻译对等的 性质和条件”（Catford，1965： 20)。1968年，凯德(Kade)提出翻译中的内容对等原 则（retention of translation invariance at content level)。20 世纪 70 年代初，语用学成为 语言研究的热点，翻译单位的聚焦点也相应地由词、短语转移到了语篇，翻译对等论 也相应延伸至语篇。1971年，赖斯(Reiss)以对等论为基础，创立了基于源语语篇和 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交际对等(communicative equivalence)。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 是“目标语语篇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方面的对等”（Nord， 2001： 9)。威尔斯同样指出，翻译是将源文语篇转换成尽可能与之对等的译文语篇。 
　　科勒(Koller)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对等-外延对等(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对等(connotative equivalence)、语篇规约对等(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语用对等 (pragmatic equivalence)、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以 对等为基础的翻译学研究侧重于源文，因此源文的特征必须在译文中予以保留。他说： “如果译文能够满足有关结构条件的某些要求，那么源文与译文便存在着对等。这些 相关条件跟内容、风格以及功能相关，因而，对等的要求便体现为：源文的特性必须 得以保留，也就是说，源文的内容、风格及功能必须得以保留，或者译文至少应该尽 可能地保留这些特征。” (Nord，2001： 7)贝克则在《换言之：翻译教程》中详细论述 了词层对等、词层以上对等、语法对等、篇章对等，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语用对等 (pragmatic equivalence) 。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或译介学)与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刚刚相反，“非 刻意对等，而是自认操纵” (Snell-Hornby，2001： 22)。这0 ―研究取向的代表学者有勒菲 弗尔(Andr6 Lefevere)、朗贝尔(Jos6 Lambert)、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和图里(Gideon Toury)。他们专门研究被对比语言学理论家斥为难以 用于严谨分析或科学解释的离经叛道的文学翻译。他们“把文学翻译看做是多元系统 中的一员，不断争取生存和主导地位，以色列的学者还强调，翻译经常在他们的文学 系统中充当着首要的、创造性的和革新性的角色。因此，这种方法在本质上把翻译视 为一种自足的文本类型，视作是目标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非是对另一文本 的复制”（Snell-Hornby，2001： 24)。这一研究取向以描写(de******ive approach)为研究 方法，反对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的规定性和评价性的研究方法，并将研究重点从翻译过程及相关问题转移到翻译结果，即翻译文本的历史性。比较文学视角下 的翻译研究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 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 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源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 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 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2007： 10)。 赫曼斯(Hermans，1985： 10)概括了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特征，引用如下： 
　　把文学视为复杂的动态系统，坚信在理论模式和实际的个案分析之间 应有持续的相互作用；采用描写的、目标语取向的、功能的和系统的文学翻译 研究方法；关心制约译作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因素，关心翻译和其他文本 类型的关系，关心翻译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多种文学环境互相影响之中的地位 和角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 转向（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从而形成了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范式。1990年英国比较 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研究 的文化转向。他们认为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为了发挥其重要 作用，翻译学不应该继续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把比较文学视为翻译学的 一个分支(Bassnett &Lefevere，1990)。时隔三年，苏珊？巴斯内特又在《比较文学批 判导论》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 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 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 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1993： 161)。在这些学者的号召下，一批 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深入研究翻译，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 译研究范式。这批学者主要有法国学者和理论家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 国学者沃夫尔冈 伊瑟尔(Wolfgang Iser)、美国学者希利斯 米勒(Hillis Miller)、佳 亚特里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 巴巴（Homi Bhabha)、托马斯 比比(Thomas Beebee)等。他们摒弃了忠实、对等的原则，关注焦点从对比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 ‘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 ‘为什么这么译’ ‘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翻译的 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 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去了”（谢天振，2008： 44)。他们视翻译为一种改写行为，译 本是译者在目标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这种研究范式聚焦于翻译的外部因 素，将翻译活动看做是凸显主体、反叛原作、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 
　　以上这三种研究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具 备术语准确、操作性强的特点，并使翻译学研究愈益精密细致，逐渐发展为一门科学， 有利于翻译教学和译作评估。然而，其盲点在于始终着眼于文本层面，总跳不出源语 和目的语之间一一对应的理念，体现了静态的语言观念，“是将源语文本作为起点， 设立各种参数来衡量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差异”（Sager，2012： 26)，脱离了 语境追求源语与目标语在各个语言层级(词汇、语法、句子、篇章、语用等)上的** 对等，从而完全忽视了整体文化和社会对语言的影响。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将研究对象置放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研究由误 读、误释、误译而引发的文学形象的扭曲与变形，并探究其社会文化缘由，从而审视 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种研究“不再纠缠于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 总结，不再局限于语言转换的正确与否，不再热衷于从语言层面上对译本作价值判断， 也不再以建立翻译规范、指导翻译实践为*终的旨归”（曹顺庆，2005： 194)，实际 上变成了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理路上大异其趣，使 得“到了 9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研究的传媒研究之范畴”（王 宁，2005： 5)。 
　　文化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揭示了翻译的文化属性，构成了翻译学一直缺少的外部 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 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却忽视或否定了翻译的语言属性和翻译学的内部研究，在对对比 语言学派翻译观的反拨中单向度地夸大了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从而从一个极 端走向了另外一个**，导致“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 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的位置的危险”（许钧，2003a： 56)。如 果没有把翻译作为翻译实践来研究这一根基，翻译研究将混同为宽泛的文化研究，翻 译理论将变成宽泛的文化理论，翻译学或将名不副实，甚至不复存在。 
　　**，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均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的理论均为 自己的研究领域服务，三种范式都没有将翻译视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究其实，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学问，既需要语言学的内部研究，也需要文化学的外部观照。舍弃任 何一面，势必残缺不全。语言层面的文本分析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 不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分析难免会落入言之空泛、不得要领的窠臼，因为语言是文化 的载体，是联系主客体之间的重要媒介；文化层面的社会分析是语言层面的文本分析 的深化和提高，缺乏文化分析的文本分析终归难逃肤浅和不全面的责难，因为翻译研 究的文化分析激活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翻译也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活动，而 是受到了外部社会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的操控。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分 析才能保证翻译研究的全面、丰富和深刻。社会话语分析既分析文本，也就是研究翻 译现象的微观层面，也分析这一现象的结果和对目标文化的作用，即探究它的宏观层 面。翻译的社会话语分析就是建立在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语境、诗学规范和翻译 语言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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