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15年——我和光明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在中国企业家群落里，王佳芬是少见的杰出女性企业家，她用15年时间，以开放的心胸、国际化的视野、大都市的感觉，打造出一个新鲜的品牌。与此同时，她的出现也给竞争惨烈的中国乳业带来一股清新、开放、阳光的新气息。这种超前的海派风格，是她杰出成就的基石，但同时也注定了某种历史的宿命。
　　作为过去十年里中国最著名的女性企业家之一，王佳芬表现出特有的战略和经营能力。她的职业旅程充满了激情、对抗和曲折，而其国营企业家经理人的身份则让她的企业家命运又蒙上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宿命”。这是一个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新鲜”故事。

作者简介

王佳芬，原光明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1年10月生于上海。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2007年1月辞去光明乳业总经理一职，2008年3月辞去董事长职务。　　曾任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副主席，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食品协会常

目　　录

自序　我和光明15年
第一章　青春激荡
　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早当家的孩子
　父亲的背影
第一次见到死人
　懵懂的爱情
　初期历练
　联营厂生涯：是“充军”，还是机遇？
　“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
第二章　初入光明
　改变命运的谈话
　“不找市长找市场”
　专业化分工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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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传统国企怎样经历九死一生的变革走进市场?要是你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我就乐意向你推荐王佳芬的这本回忆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王佳芬终于脱掉了她的“红舞鞋”，十多年来让她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挑战拼搏、无止无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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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我第一次在公众前做演讲，是在6岁那一年。
那年，幼儿园要办一个欢送小学生的仪式，我平时比较活泼，就被选为代表演讲。可对于一个6岁的“娃儿”而言，逻辑思维还是一片空白，演讲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学姐、师兄！不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劳动人民也特能发挥聪明才智，我当时的班主任便出了个主意：我记不住演讲词没关系，她能记得住。于是等到欢送仪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她则躲到后面，当我紧张地面对着几十号人的时候，班主任便在后面逐句念演讲词，于是，在我6岁那年，我用清脆的童声完成了首次表演，当我结束“朗诵”时，台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人们都对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印象特深，我也如此，这个发生在1957年的演讲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话，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从那个时候便注定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在各种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面对着无数人演讲，从未胆怯过。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毕竟只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家中，父母表扬了我，我也乐滋滋了好几天，不久这事就结束了。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传统的弄堂里，父母是从江苏无锡、常州过来的“打工族”，等我长大懂事之后，母亲曾细数过父母们来上海的坎坷命运：我的祖父在他36岁那年患上伤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木起打击，第二天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口棺材一起出殡的人间悲剧。曾祖父与祖父的同时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原本还殷实的“书香门第”陷入极贫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钱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和二姑则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做工。父母的相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母亲也因父母已亡只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个工厂，同住一个宿舍。苦难的命运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我父母最终结为伴侣，他们一生同在上海国棉31厂里工作，期间同读夜校，入党提干，生儿育女，置房治家。母亲是车间的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父亲则是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机修车间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源自纱厂对面的那间小屋。
对于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艰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条件尚艰苦，之后的自然灾害和动荡还是未知，大家简单又快乐地生活着，鲜有对生活不满的。我家那时的房子不大，我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艰苦也不甚富裕，感觉特融洽和谐。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生活品德，也让我一生都受益无穷。

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我第一次在公众前做演讲，是在6岁那一年。 那年，幼儿园要办一个欢送小学生的仪式，我平时比较活泼，就被选为代表演讲。可对于一个6岁的“娃儿”而言，逻辑思维还是一片空白，演讲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学姐、师兄！不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劳动人民也特能发挥聪明才智，我当时的班主任便出了个主意：我记不住演讲词没关系，她能记得住。于是等到欢送仪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她则躲到后面，当我紧张地面对着几十号人的时候，班主任便在后面逐句念演讲词，于是，在我6岁那年，我用清脆的童声完成了首次表演，当我结束“朗诵”时，台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人们都对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印象特深，我也如此，这个发生在1957年的演讲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话，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从那个时候便注定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在各种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面对着无数人演讲，从未胆怯过。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毕竟只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家中，父母表扬了我，我也乐滋滋了好几天，不久这事就结束了。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传统的弄堂里，父母是从江苏无锡、常州过来的“打工族”，等我长大懂事之后，母亲曾细数过父母们来上海的坎坷命运：我的祖父在他36岁那年患上伤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木起打击，第二天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口棺材一起出殡的人间悲剧。曾祖父与祖父的同时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原本还殷实的“书香门第”陷入极贫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钱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和二姑则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做工。父母的相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母亲也因父母已亡只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个工厂，同住一个宿舍。苦难的命运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我父母最终结为伴侣，他们一生同在上海国棉31厂里工作，期间同读夜校，入党提干，生儿育女，置房治家。母亲是车间的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父亲则是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机修车间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源自纱厂对面的那间小屋。 对于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艰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条件尚艰苦，之后的自然灾害和动荡还是未知，大家简单又快乐地生活着，鲜有对生活不满的。我家那时的房子不大，我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艰苦也不甚富裕，感觉特融洽和谐。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生活品德，也让我一生都受益无穷。 尽管那时还小，但父母好学的精神却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时，他们双双上完夜校回来，一边洗衣服、做饭、做各种家务，一边还拿着书，讨论着课堂上的试题、背数学公式。每每见这情景，我也总会掺和进去，用“X+Y＝X”的童声，闹得家里满屋欢笑。父母是一对异常勤恳的人，他们在生育3个儿女的同时，还坚持读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读到大专。从我记事开始，《解放日报》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长。熟悉我的人很欣赏我的学习能力和进取精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早当家的孩子 父母留给我的财产远远不止好学的精神。他们勤俭持家，对自己总是省了又省，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我和妹妹一直想买条真丝围巾，母亲总也不舍得，有几次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但母亲还是硬起心肠拉我们离开。一直等到我们读中学，母亲才了却我们的心愿，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与此相比，母亲对亲戚、对邻居却非常大度和大气。那时我们家做好吃的，每次父母总要让我们先端给邻居家，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妈妈总是给得最多。妈妈从小就没少对我们唠叨“行得春风有夏雨”，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们才会在你有难时帮助你。当时我家隔壁邻居有十几口人，妈妈做馄饨，买3斤皮儿包好，2斤送给他们，1斤留给自己吃，家里有好东西，妈妈也总先给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诚实。他们把工厂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大，爸爸负责的机修车间维持着这个8 000人大厂的24小时运转，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厂一有停电、停水、停气的事，马上会有人到我家来叫，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去“救火”。妈妈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好让妈妈多休息。可没想到，妈妈却经常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家访，关心车间的姐妹们。 我从小就在父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对党和工作忠诚的品德终身教育和影响着我。即使我后来当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业的总经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亲也总会给我讲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诫我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在母亲重病的两年内，她最关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刚坐下又催着我快走，为女儿这样操心让我感慨万千。 在工作和事业上，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也从小锻炼我动手的能力。10岁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佳芬，你是家里的长女，这个暑假就由你来当家吧！”听到母亲的建议我不禁一愣，但因为逞能和好奇的活跃性格，我就应承了下来。于是，还只会简单算术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个月30元的伙食费，也由此开始了当家算账的“理财生涯”。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很锻炼孩子管理意识的一种方法，比如当时分配到每天是一块钱的菜钱，我负责买菜，于是我便需要算计如何合理利用这一块钱，哪天若买了带鱼，便不得再买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买些荤菜，这其实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训。由于第一个月的出色表现，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因此从10岁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由我当家。 除了那么早便成为小当家之外，母亲也很注重对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我们3个孩子除了要学会洗衣做饭，她还悉心指导我们学做衣服、做鞋。在20世纪50-60年代，家家户户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于是母亲便铺好鞋底，要求我们每人都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负责监督。我们三个孩子便硬着头皮做，可弟弟实在太小，连拿针都不像那么回事儿，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后，转而帮他扎，一旁监督的母亲也当做没看见我们的互助。我从小就心灵手巧，会织一手好毛衣，但母亲却认为还不够，她希望我们能全面发展。她要我们学缝纫，并花大价钱买来了缝纫机，坐在旁边亲自督战，指挥我们上领口、装袖笼，结果我们粗粗拉拉勉强拼成了一件衬衣，根本就没法穿，母亲不但没批评，还当宝贝似的赞赏和鼓励着我们，这令我深受感动，之后缝纫的本领突飞猛进，学会的这些技能甚至帮助我置办了结婚时的部分嫁妆。但我知道母亲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培养了我不奢空谈、动手实干的基本素质，使我懂得了要想干好一件事必须不断鼓励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养和鼓励之下，我活泼好动和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时学校成了我另一个舞台。我在父母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业。在学校里，我始终是各方面的活跃分子，我把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学校，一直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也曾是区少年宫指挥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队员，活泼的性格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学毕业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的起伏：和苏联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刚刚开始并“渐入佳境”……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对于当时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经济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还是那般遥远——我更加乐观活泼，而我的兴趣更广泛了。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杨浦区宁国中学，开始了两年的中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又加入了学校朗诵队，完全沉浸在充满着青春的激荡气息的世界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异常兴奋地跟着初三年级的大同学“闹革命”。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是其中的一员，却不曾想，到最后自己竞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是红卫兵成立几个月后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开会，会上突然要我交出红袖章，我拼命护着红袖章，问为什么，他们说：“王佳芬，你妈妈在工厂里有大字报，你是混到我们红卫兵队伍里的黑五类！”我一听这话顿感天崩地裂，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原来的红卫兵战友都用敌对的眼光注视着我时，我害怕了，颤颤抖抖地交出了红袖章，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教室，在学校的长廊边痛哭了很久很久。晚上回到家，爸爸问我：“你的红袖章呢？”我抽泣着说：“他们不让我当红卫兵了，红袖章给他们拿走了！”父亲“唉”地叹了一声说，“大人的事为什么总要殃及孩子？”其实那时父母比我更难受，他们在厂里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家还得写批斗稿、写检讨。父亲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亲，不忍让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所有的批斗稿一个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社会的风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风暴由上而下，逐渐深远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大串联了，可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下工厂演出，把16岁花季的热情化作歌舞，全奉献给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远曾到过嘉兴，因此嘉兴成了那时最远、最危险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是读不成了，当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浪潮中。 　　父亲的背影 1968年，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到我们中学来招人，此前五七连队已在上海“荡”了一圈，把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招至麾下，宁国中学推荐了我。 　 接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与去外地农村或工矿相比，近郊的五七连队显然是个好很多的去处。其实我全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只知道此刻我要工作了，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憧憬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未来，想象着成为劳动模范回报父母，乐颠颠地在3天里就打点好行李准备出发。父母都知道这个大女儿不是能窝在身边的凤凰，也都真诚地鼓励我去农场。 我记得那天是l968年11月3日，父亲送我到人民广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把我送上车，然后目送着我找到座位，我在车上，父亲在车下，我们挥手告别。当时车里充满了激情、豪情和笑语声，所有人都在挥手，所有人都在告别，但真到那个分别的时刻，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毕竟还只有17岁，这是第一次与亲人离别。汽车发动时，看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泪一直在流。这一幕，很长时间都让我作为上山下乡的不坚定分子而感到在连队抬不起头，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朱老的那种情怀让我感同身受。世界上的感情有很多种，在我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也将不断感受到友情、爱情，但唯独那一刻的父爱以及母亲的那种关爱，给了我一生的力量。 汽车进入农场就开始颠簸着爬行了。星火农场五七连队驻地是奉贤县的围垦地带，那时那里刚刚围垦后不久，放眼望去大片的芦苇荡，野风一吹特别萧瑟。我们在农场的场部下车，然后要通过一条“炒麦粉”路到达住处，这段20分钟的路程给了我们这群大城市的知青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这条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不堪的土路，让我们开始明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伟大哲理。 尽管下乡时我们都知道五七连队是个住草房、点油灯、以艰苦而出名的地方，但当我们走进五排草房组成的连队，当我们踏进点着昏暗油灯的“家”时，我们还是惊呆了。当天晚上，我们一班7个女生并排睡在潮湿的地铺上，听着芦苇墙隔壁男生的呼噜声，躺在被窝里泪流不止，这样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第二天的太阳依然升起，但初来的新鲜感却没有了，集体生活的好奇感也没有了，透过“战友”的眼睛，我看到很多人的脑子里一片茫然，我们回过神来思索的是如何“迈步从头越”。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1月10日，我们到达星火农场后的第一周，一股寒潮覆盖了北上海的天空，一时间大风呼啸，天寒地冻，草房里比外面更冷，我们都想赖床。可一到早晨，起床集合的哨子照常响起，连长告诉我们，眼下正是种油菜的关键季节，他要求各排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近百亩油菜秧苗移栽的任务。在战斗的命令之下，我们初建的队伍齐刷刷地振臂高呼“保证完成任务”，然后便整装出发了。那天的风吹得人都站不稳，凛冽的寒风把我们的手、脸吹得生疼生疼，直掉眼泪。我跟着我们班长蹲在冻得生硬的大田里，栽下一棵棵嫩绿的秧苗，手冻僵了，脚也站酸了，最后我们干脆坐到了地上千活。恶劣的暴冷天气，再加上不适应干农活，我们这群上海“娃儿”初尝当农民的辛苦。但大家都在坚持着，人生迷茫中，坚持是唯一的力量。不过3天下来，我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手上、脸上长满冻疮，以至于冬天回上海，我都羞于出门，此后多年冬天大多如此，便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 生活很艰苦，沉沦与奋斗只有一步之遥，我选择了积极奋斗。于是在广阔的天地里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战天斗地中谱写壮丽的人生，我沉浸在连队浓浓的政治氛围中，白天努力地干着体力活，晚上开完班会还要在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拼命汲取社会大课堂的养料，生怕自己掉队，我努力体验着劳动者的艰辛，一次次超越自己的生理极限。 我们连队有800亩盐碱地，这些都是响应毛主席“改造地球”的号召，从“海神”手里抢来的，在此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劳动，才能将这些盐碱地改造成适合种植棉花、水稻的良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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