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结社权问题及其解决:一种法治化的路径

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结社权总量实际上涉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总量。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在发展方向上的基本一致性，我们便 不得不承认，至少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就面临着以西方社会发展为标杆的现代性总量。所谓现代性，以社会结构的向度来看……
本书将在吸收、借鉴和批判有关结社自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结社权问题”为视角，以法治化为分析框架，对我国结社自由的理论、实践及相关问题展开全面分析，第一次把结社自由的中国问题置于以法治化为背景的制度的、规范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分析，作者认为，由于中国结社权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关联性，社团社会与政治国家都需要通过法治化的理念、制度、规范和机制设定彼此行动的界限；认为法治化是解决中国结社权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此过程中，作者对结社自由的国际国内实践和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周少青，副教授，丹麦人权研究所、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学者。2D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法理学、非政府组织法、劳动法、伊斯兰法等。公开发表中英文论文三十余篇，参编、合著的著作主要有《外国法制史》（对外

第2章　结社自由法治化的必要性
　　实现结社自由的法治化不仅仅是因为结社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客观上存在着需要法治化的一面，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存在着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能性或可行性，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结社自由的法治化已经和诸多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发生了深度的关联，以至于不解决结社自由的法治化问题，我们将难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难以应对这些社会现象。本章将围绕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社会结构重组、大量社会问题的涌现和解决、政府改革和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全球性的结社革命”等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对实现结社自由法治化的种种必要性展开论述。在章末部分，我们还将试图从“主义”的角度，对结社自由法治化的必要性做一尝试性的、比较“务虚”的探索。
　　2.1　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结社自由法治化的经济基础
　　2.1.1　历史上结社（自由）与利益的勾连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变化的原动力特征上，则是利益分化、社会冲突和利益协调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的普遍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利益关系，“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结社与人类利益相关的历史大约等于人类的历史。
　　一般认为，社团组织大约产生于古代各文明古国的奴隶社会的晚期。在古代埃及的一些生产力较发达城市，已经出现了织工和纺工组成的早期行会组织，这些行会的成立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具有保护自己行业利益的天然功能。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以行会和行业组织为代表的民间社团迅速发展，到14、15世纪时，欧洲各城市已普遍建立起行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手工业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古时期的欧洲，因“商事法律缺而不定，商人惧保护之不固”，而互相结成团体，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欧洲商会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是很有代表性的利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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