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

古人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便是他们创造文明的活动。农耕文明的发达当然需要观象授时，而敬授人时与占星术预言又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必要工具，显然，天文学对于农业与祭祀无疑有着首要的意义。古人对于天文学的需要犹如他们对衣食的需要一样重要，这当然无可避免地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为一种独特文化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研究虽以五个章次展开，但论证的前提却是对于古代时空观的重建。毋庸置疑，原始的空间与时间观念的建立乃是构筑古代知识体系的基础，因而也是创造文明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人而言，空间的测量不仅具有决定时间的意义，而且传统的空间观念本身便蕴涵着传统的政治观和地理观，其中始终被强调的“中”的观念甚至逐渐发展为作为儒家哲学的核心内涵的“中庸”思想的本源。因此，古代时空观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视为一项科学课题，它其实直接导致了传统认知方式的确立，关乎古代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

第一章 论时空
　　第一节 从空间到时间
　　粗疏的时间划分，于一日无外乎昼夜，于一年无外乎季节，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办到。人们可以根据日月的出没了解昼夜，根据物候的变化了解季节。但是，一旦人们需要建立比昼夜或季节更为精确的时间框架，就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才能实现。事实上，正像古人早已懂得昼夜的变化周期是由太阳的出没所决定的道理一样，他们知道，准确的时间周期的确立标准只能到天上去寻找。
　　中国天文学由于受观测者所处地理位置的局限而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观测者必须把注意力投注到北天区，重视观测北斗以及它周围的拱极星。因为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北斗位于恒显圈，而且由于岁差的缘故，数千年前它的位置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所以终年常显不隐，观测十分容易。随着地球的自转，斗杓呈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犹如表盘上的指针，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又由于地球的公转，斗杓呈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杓的指向可以掌握寒暑季节的更替。与此同时，他们又异常重视观测与极轴垂直的天赤道附近的某些星象，并以它们在天球上行移位置的变化决定季节，如《尚书·尧典》所讲的鸟、火、虚、昴四仲中星；又以它们重新回归某一特定位置的行移周期决定一年，如《春秋》内外传所述及的参星和商星（大火星）。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这种终年可见及赤道带星官所具有的固定的行移周期的特点，建立起了最早的时间系统。
　　但是，北斗以及赤道带星官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如果人们需要了解白天时间的早晚，或者需要更准确地掌握时令的变化，那就必须创立一种新的计时方法，这就是观测太阳天球视位置的行移变化。但是，太阳碍于过于明亮而无法观测，如何建立恒星与观测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如何将天人之间的联系合一，便是古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人们学会了立表测影。众所周知，日影在一天中会不断地改变方向，如果观察每天正午时刻的日影，一年中又会不断地改变长度，因此，古人一旦掌握了日影的这种变化规律，决定时间便不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表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天文仪器，它的利用不仅是占代空间与时问体系创立的基础，而且毫无疑问是使空间与时间概念得以精确化与科学化的革命。因此，表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与科学的进步而言，其意义是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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